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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印象中,《史记》是一本史家权威著作,就连鲁迅先生都赞道:“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然而,盗墓贼从坟墓里挖出的一本记录有89位帝王生平的“天书”,却给《史记》带来巨大冲击。专家研究后赫然发现,《史记》中竟多有疏漏。那么这本“天书”到底叫什么?它与《史记》比,哪一个更可信呢?一 、神秘的《竹书纪年》这本“天书”的名字,就叫做《竹书纪年》。关于它的具体出土时间,有四种不同说法,分别是咸宁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以及太康八年。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在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279年,汲郡人从魏襄王墓地中挖出小篆书简,一共十来万字,后来书简收入宫廷藏书所。第二种说法源自《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这种说法传得更广一些。相传在太康元年,汲郡盗墓人按照盗墓地图入墓掘金,没想到金子没找到,反而从坟墓里拾取了大量的书简。在拾书简的过程中,盗墓人的火把熄灭了,于是他就开始点竹简照明。最后没有什么收获,失望的爬了上来,将一筐竹简给丢在了地上。有人路过此地,意外发现这些竹简居然是失传已久的原版文献,立刻把消息报告给了官府。官府下墓搜寻后,找到了十来万字的《竹书纪年》。第三种说法出自《晋书·束皙传》,第四种说法出自《尚书·咸有一德》,这四种说法虽然在时间上有矛盾,但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大家公认《竹书纪年》是汲郡盗墓人从魏襄王墓里挖出来的。《竹书纪年》的真实名称,如今已经不好考究。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记录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用传统命名方式,它应叫《魏纪》。此外,《竹书纪年》还分为“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前者从五帝时期,一直记录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前78年的“魏今王执政”;后者则分上下两卷,从“帝挚少昊氏”一直写到了“隐王”。古今两个版本,存在不小差异。从时间上看“今本”明显更早一些,一直追溯到了黄帝时期,从内容上看“今本”也比“古本”详细。其实,“古本”在唐朝之后就不见记载了,遗失于历史洪流;“今本”是在明朝时才突然出现的,经清人考订,这是明人从诸多前作中拼凑而来。然而,“今本竹书纪年”问世后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实在令人震惊。而且当初“古本竹书纪年”问世时,也有不少读书人表示,他们的认知受到了颠覆。因为这本书里的内容和《尚书》、《春秋》以及《史记》都有明显出入。尤其是《史记》,简直被衬托成了“伪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二 、《竹书纪年》和《史记》要说《竹书纪年》和《史记》具体有哪些不同,我们不妨举例来看,比如说这两本书关于尧舜禹三皇之一的“舜”的描写。两本书都提到舜名“重华”,简单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描写略有差别,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竹书纪年》指出:“舜龙颜大口,身长六尺一寸”。
以商朝尺寸比例换算,这还不到一米,以其他朝代的平均比例算,舜的身高也不到一米五,这点确实令人难以接受。此外,两本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竹书纪年》说舜在位五十年,可《史记》却说舜六十一岁登基,一百岁驾崩,在位三十九年。不过,与“得位方式”相比,这些都只是“小事”。毕竟我们印象中尧舜禹地位更迭是采用禅让制的,可是《竹书纪年》却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舜发动了武装政变,将尧囚禁在平阳地区,自己才上位。这些说法倒也并非无端猜忌,历史上孟子就有过舜夺位的观点,只不过在舜失位这件事上没有过明确评价,而韩非子则指出舜是被禹逼迫失位。《竹书纪年》中描述的这些权力更迭,肯定没有《史记》看起来那么光鲜,不过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或许更能够取信于人。除了内容描述有出入外,《竹书纪年》和《史记》在价值取向上同样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中记载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和血腥政变。比如说商朝太甲和伊尹的故事。《竹书纪年》中记载,太甲被伊尹放逐之后,后者自立为王,后来太甲潜回来杀掉了篡位的伊尹,让伊尹儿子继承伊家。《史记》中记载的则是太甲被伊尹囚禁三年,终于改过自新,被伊尹给放了出来,而且伊尹还把国家交还到他的手中,太甲痛定思痛成了明君。类似于“太甲杀伊尹”的描述,《竹书纪年》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启杀伯益”、“文丁杀季历”以及“共伯和干王位”等。这类描述和其他史书中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差异乃至于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指出:“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竹书纪年》可能是人随手所写,不足以作为历史依据。此外,《竹书纪年》虽是中国古代唯一流传下来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毕竟曾在唐宋时期失传过,后来人们重新收集整理出来,未必可信。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古人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太过匪夷所思,不愿意相信,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书的时候参考了《竹书纪年》。比如说郦道元《水经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这足以证明这本书在史学界还是有极大价值的,最起码能提供另一个审视历史的角度。三 ,原因与比较了解到《竹书纪年》和《史记》有哪些不同后,我们难免有几个疑惑——这种“不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两本书哪个更可信呢?首先,这两本书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上古历史难以考证、各种史料真实性辨析困难以及作者有目的的对历史进行了“装饰”。文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上古时期很可能没有文字,以至于各种资料只能口口相传,在真实性上是大打折扣的。要不然,《竹书纪年》中也不会有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尧在位一百年的记录了。想想都不可能,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哪有人能执政这么长时间?况且,《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编撰的。那时候距离尧舜时期都有两千年了,在很多事情的描述上自然不够准确,更别说竹简本身遗失、损毁过。至于作者出于个人利益以及政治目的,对历史进行修改就更正常了。有人说过,“历史是任人妆点的小姑娘”,这句话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竹书纪年》和《史记》各有优缺点,谈不上哪本书更好一些。《竹书纪年》毕竟成书更早,而且可以在《山海经》、《韩非子》等一众古代典籍,乃至甲骨文中找到佐证。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在内容上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比如说汉文帝和吕王妃到底有几个儿子,《史记》就先后给出几个答案,一会说三个、一会说四个,这确实令人难以信服。《竹书纪年》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记载的许多内容太离奇了,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再加上唐宋之后曾经遗失,后来编撰出来的东西难以服众。《史记》的优点是保存完好、注释颇多,至于缺点我们上面也说了,内容上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地方和其他典籍也对不上。其实,《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不仅成书时间早,而且记录内容跨度时间长。再搭配上魏晋两国视角,要是能完整保留下来,一定会成为探索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令人惋惜的是,《竹书纪年》被发现的时间太早了。不仅长期存于秘府,而且也没有大规模传抄,以至于抄本数量太少,没能大规模传承下来。再加上秦始皇曾经焚烧诸侯史记,保留得比较好的可能也只有秦国正史,而秦史比较简单粗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能用的资料就更少了。为了填补历史空白,司马迁在写史的过程中添加进去了大量野史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可信度自然就下降了。四 、意义与评价作为一本曾经遭到损毁、遗失的史书,《竹书纪年》中可用信息不算多,但它依旧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重建历史、补充文献、提供视角。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之一,《竹书纪年》系统的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情况。而且它和《三统历世经》、《帝王世纪》以及殷历这三大类文献存在较大差别,很富有参考意义。同时,这还是目前出土的最重要的汲冢书之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竹书纪年》有着极大学术研究价值!”
《竹书纪年》不仅可以单拎出来读,同时还可以和其他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比阅读,尤其是一些先秦、秦汉历史典籍。除了帮助我们完成上古历史的重建、给文献记载提供补充之外,《竹书纪年》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后人提供视角,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史学发展。比如说,正是因为有《竹书纪年》的问世,晋唐年间古文经才会向史学转变,并且推动了疑古精神以及历史考据学的发展。至于历代学者们对《竹书纪年》的评价,则高低不一。主要是有不少人认为“古本”和“今本”存在真伪性质问题,“今本竹书纪年”是假的。比如说杨朝明就说过:“古本和今本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但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今本还存在一些明显错误,这是编写时太过仓促所致。”
还有不少人认为“今本”也有可取之处,是在“古本”基础上加工而来,同样可以供后来者研究使用,典型代表是王国维、徐中舒等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被周朝所灭”这段史实,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一直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竹书纪年》指出,期间经过了二百七十三年,而《史记》中的记载却是七百七十三年,双方的记录足足差了“五百年”之多。最后专家在一系列考古后发现,《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是正确的,商王朝从迁都到覆灭也就二百余年,这纠正了《史记》中一个较大的错漏。郭沫若在研究金文、甲骨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时候,也从《竹书纪年》中得到不少启发,指出了《史记》等书中一些描述不够准确的地方。就像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问题,《史记》记载的是六年,《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亦是如此,而《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却是十八年。郭沫若细致研究后,结合青铜器铭文得出结论:“一切足证《纪年》为是,《史记》实非!”
《竹书纪年》记载了89位帝王的故事,对《史记》等资料进行了修正、补充,影响深远。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时限的记载与认定上,更是发挥出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会把它列为重要辅证。同时,也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任何时候都不要偏听偏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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