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阅读
1回复

[猎奇]盗墓贼挖出“天书”，记载了上古89位帝王，考古家：史记诸多疏漏 [20P]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下一主题查看指定楼层

在线天人地

UID: 1627269

精华: 2
级别: 玉清道君

发帖: 281849

金币: 64429

道行: 36950

原创: 107

奖券: 39

斑龄: 0

道券: 0

获奖: 0

座驾

设备

摄影级

在线时间: 32047(小时)
注册时间: 2012-09-03
最后登录: 2024-11-27

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23-12-06

— 本帖被 xgch 执行加亮操作(2023-12-06) —

在人们的印象中，《史记》是一本史家权威著作，就连鲁迅先生都赞道：

“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然而，盗墓贼从坟墓里挖出的一本记录有89位帝王生平的“天书”，却给《史记》带来巨大冲击。
专家研究后赫然发现，《史记》中竟多有疏漏。
那么这本“天书”到底叫什么？它与《史记》比，哪一个更可信呢？

一、神秘的《竹书纪年》
这本“天书”的名字，就叫做《竹书纪年》。
关于它的具体出土时间，有四种不同说法，分别是咸宁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以及太康八年。
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在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279年，汲郡人从魏襄王墓地中挖出小篆书简，一共十来万字，后来书简收入宫廷藏书所。
第二种说法源自《春秋经传集解后序》，这种说法传得更广一些。

相传在太康元年，汲郡盗墓人按照盗墓地图入墓掘金，没想到金子没找到，反而从坟墓里拾取了大量的书简。
在拾书简的过程中，盗墓人的火把熄灭了，于是他就开始点竹简照明。
最后没有什么收获，失望的爬了上来，将一筐竹简给丢在了地上。
有人路过此地，意外发现这些竹简居然是失传已久的原版文献，立刻把消息报告给了官府。
官府下墓搜寻后，找到了十来万字的《竹书纪年》。

第三种说法出自《晋书·束皙传》，第四种说法出自《尚书·咸有一德》，这四种说法虽然在时间上有矛盾，但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共同点。
比如说，大家公认《竹书纪年》是汲郡盗墓人从魏襄王墓里挖出来的。
《竹书纪年》的真实名称，如今已经不好考究。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记录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用传统命名方式，它应叫《魏纪》。
此外，《竹书纪年》还分为“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
前者从五帝时期，一直记录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前78年的“魏今王执政”；后者则分上下两卷，从“帝挚少昊氏”一直写到了“隐王”。

古今两个版本，存在不小差异。
从时间上看“今本”明显更早一些，一直追溯到了黄帝时期，从内容上看“今本”也比“古本”详细。
其实，“古本”在唐朝之后就不见记载了，遗失于历史洪流；
“今本”是在明朝时才突然出现的，经清人考订，这是明人从诸多前作中拼凑而来。
然而，“今本竹书纪年”问世后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实在令人震惊。
而且当初“古本竹书纪年”问世时，也有不少读书人表示，他们的认知受到了颠覆。
因为这本书里的内容和《尚书》、《春秋》以及《史记》都有明显出入。
尤其是《史记》，简直被衬托成了“伪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二、《竹书纪年》和《史记》
要说《竹书纪年》和《史记》具体有哪些不同，我们不妨举例来看，比如说这两本书关于尧舜禹三皇之一的“舜”的描写。
两本书都提到舜名“重华”，简单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描写略有差别，不过更令人惊讶的是《竹书纪年》指出：

“舜龙颜大口，身长六尺一寸”。

以商朝尺寸比例换算，这还不到一米，以其他朝代的平均比例算，舜的身高也不到一米五，这点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此外，两本书记载有出入的地方还有很多。
比如《竹书纪年》说舜在位五十年，可《史记》却说舜六十一岁登基，一百岁驾崩，在位三十九年。
不过，与“得位方式”相比，这些都只是“小事”。
毕竟我们印象中尧舜禹地位更迭是采用禅让制的，可是《竹书纪年》却说：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这句话的意思是舜发动了武装政变，将尧囚禁在平阳地区，自己才上位。

这些说法倒也并非无端猜忌，历史上孟子就有过舜夺位的观点，只不过在舜失位这件事上没有过明确评价，而韩非子则指出舜是被禹逼迫失位。
《竹书纪年》中描述的这些权力更迭，肯定没有《史记》看起来那么光鲜，不过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或许更能够取信于人。
除了内容描述有出入外，《竹书纪年》和《史记》在价值取向上同样存在较大差别，前者中记载了不少的军事冲突和血腥政变。

比如说商朝太甲和伊尹的故事。
《竹书纪年》中记载，太甲被伊尹放逐之后，后者自立为王，后来太甲潜回来杀掉了篡位的伊尹，让伊尹儿子继承伊家。
《史记》中记载的则是太甲被伊尹囚禁三年，终于改过自新，被伊尹给放了出来，而且伊尹还把国家交还到他的手中，太甲痛定思痛成了明君。
类似于“太甲杀伊尹”的描述，《竹书纪年》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夏启杀伯益”、“文丁杀季历”以及“共伯和干王位”等。
这类描述和其他史书中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差异乃至于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指出：

“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竹书纪年》可能是人随手所写，不足以作为历史依据。

此外，《竹书纪年》虽是中国古代唯一流传下来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毕竟曾在唐宋时期失传过，后来人们重新收集整理出来，未必可信。
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古人认为这本书的内容太过匪夷所思，不愿意相信，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写书的时候参考了《竹书纪年》。
比如说郦道元《水经注》、司马贞《史记索隐》等，这足以证明这本书在史学界还是有极大价值的，最起码能提供另一个审视历史的角度。

三，原因与比较
了解到《竹书纪年》和《史记》有哪些不同后，我们难免有几个疑惑——
这种“不同”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两本书哪个更可信呢？
首先，这两本书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上古历史难以考证、各种史料真实性辨析困难以及作者有目的的对历史进行了“装饰”。
文字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上古时期很可能没有文字，以至于各种资料只能口口相传，在真实性上是大打折扣的。
要不然，《竹书纪年》中也不会有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尧在位一百年的记录了。
想想都不可能，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哪有人能执政这么长时间？

况且，《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编撰的。
那时候距离尧舜时期都有两千年了，在很多事情的描述上自然不够准确，更别说竹简本身遗失、损毁过。
至于作者出于个人利益以及政治目的，对历史进行修改就更正常了。
有人说过，“历史是任人妆点的小姑娘”，这句话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
《竹书纪年》和《史记》各有优缺点，谈不上哪本书更好一些。
《竹书纪年》毕竟成书更早，而且可以在《山海经》、《韩非子》等一众古代典籍，乃至甲骨文中找到佐证。

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在内容上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
比如说汉文帝和吕王妃到底有几个儿子，《史记》就先后给出几个答案，一会说三个、一会说四个，这确实令人难以信服。
《竹书纪年》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记载的许多内容太离奇了，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再加上唐宋之后曾经遗失，后来编撰出来的东西难以服众。
《史记》的优点是保存完好、注释颇多，至于缺点我们上面也说了，内容上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地方和其他典籍也对不上。

其实，《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不仅成书时间早，而且记录内容跨度时间长。
再搭配上魏晋两国视角，要是能完整保留下来，一定会成为探索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令人惋惜的是，《竹书纪年》被发现的时间太早了。
不仅长期存于秘府，而且也没有大规模传抄，以至于抄本数量太少，没能大规模传承下来。
再加上秦始皇曾经焚烧诸侯史记，保留得比较好的可能也只有秦国正史，而秦史比较简单粗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能用的资料就更少了。
为了填补历史空白，司马迁在写史的过程中添加进去了大量野史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民间故事、传说，可信度自然就下降了。

四、意义与评价
作为一本曾经遭到损毁、遗失的史书，《竹书纪年》中可用信息不算多，但它依旧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重建历史、补充文献、提供视角。
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之一，《竹书纪年》系统的记录了夏商周三代的情况。
而且它和《三统历世经》、《帝王世纪》以及殷历这三大类文献存在较大差别，很富有参考意义。

同时，这还是目前出土的最重要的汲冢书之一，用王国维的话来说：

“《竹书纪年》有着极大学术研究价值！”

《竹书纪年》不仅可以单拎出来读，同时还可以和其他传世、出土文献进行对比阅读，尤其是一些先秦、秦汉历史典籍。
除了帮助我们完成上古历史的重建、给文献记载提供补充之外，《竹书纪年》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后人提供视角，让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史学发展。

比如说，正是因为有《竹书纪年》的问世，晋唐年间古文经才会向史学转变，并且推动了疑古精神以及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至于历代学者们对《竹书纪年》的评价，则高低不一。
主要是有不少人认为“古本”和“今本”存在真伪性质问题，“今本竹书纪年”是假的。
比如说杨朝明就说过：

“古本和今本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但不能混为一谈，尤其是今本还存在一些明显错误，这是编写时太过仓促所致。”

还有不少人认为“今本”也有可取之处，是在“古本”基础上加工而来，同样可以供后来者研究使用，典型代表是王国维、徐中舒等人。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商王朝自盘庚迁殷，后被周朝所灭”这段史实，这中间到底经历了多长时间，一直是一个争执不休的问题。
《竹书纪年》指出，期间经过了二百七十三年，而《史记》中的记载却是七百七十三年，双方的记录足足差了“五百年”之多。
最后专家在一系列考古后发现，《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是正确的，商王朝从迁都到覆灭也就二百余年，这纠正了《史记》中一个较大的错漏。

郭沫若在研究金文、甲骨文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史的时候，也从《竹书纪年》中得到不少启发，指出了《史记》等书中一些描述不够准确的地方。
就像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问题，《史记》记载的是六年，《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亦是如此，而《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却是十八年。
郭沫若细致研究后，结合青铜器铭文得出结论：

“一切足证《纪年》为是，《史记》实非！”

《竹书纪年》记载了89位帝王的故事，对《史记》等资料进行了修正、补充，影响深远。
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时限的记载与认定上，更是发挥出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会把它列为重要辅证。
同时，也希望大家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任何时候都不要偏听偏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