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诚骏
农历壬寅三月，新冠病毒肆虐，为防感染，绝大多数人把自己关闭在家中了，我也不例外。这是病毒对人类的“囚禁”，犹如被放逐在家中，无可奈何。只是不晓得几时能走出家门，不免有些郁闷。几天过去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感也不断袭来。怎样才能平缓这失衡的心理，摆脱这不安的情绪呢？忽然想起鲁迅的诗句：“无聊才读书”。撇开鲁迅的针砭，就字面意思而言，则是唯有读书方能祛遣百无聊赖的心绪。也许还有数十年养成的习惯，于是想到了读书。
可是，读什么？私人的藏书倒有不少，书柜里、书架上的书常常翻捡，早已不存新鲜感。心绪不宁地坐在书桌前，腿脚碰触到桌子下堆放着尘封了多年的旧书，于是拉出久违了的一捆，解绳扎，一本一本翻起来。蓦然间，手臂不由地一颤，“鼠疫”两个字清晰地映入眼帘。喔！这不是加缪的小说吗！仿佛灵犀一通，顿时想起书中描写的人物和场景，和我今天的遭际何其相似乃尔！
很多年前就读过法国作家阿尔贝特·加缪的《鼠疫》，这部中篇小说描述了多个不同身份的普通人在封闭的城市里，与鼠疫带来的疾病、死亡作抗争的故事。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他们亲临了恐惧和死亡，见证了种种悲欢离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医生里厄和外籍记者朗贝尔。
如今再度与《鼠疫》相遇，有点惊愕，还有点若有所思。好像拿到一本从未读过的好书，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从上午读到深夜，两顿饭都是草草了事。其实，这次重读，速度并不快，有些章节甚至还回过头去再读。合拢书页后，里厄医生的形象变得鲜明而高大。鼠疫当前，他毅然“舍弃了我的所爱”（他的妻子在外地养病，他却无法陪伴。鼠疫结束时，他的妻子也因病情转危而去世。）这足以让人联想起疫情初起时，那些从全国各地奔赴武汉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里厄医生淡淡的话语也足以印证这种职业使命的崇高：“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来说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精神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
朗贝尔是个外籍记者，当鼠疫来临，省长下令封城后，他被困在此地，沮丧而焦虑，想方设法逃离这座城市。本来，他要离开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不会在意。但是，当他竭尽一切努力，即将成功逃离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放弃了逃离，留下来参加了抗疫斗争。是什么使朗贝尔产生这种反常之举呢？加缪没有过多的阐述，更没有慷慨激昂的议论。也许只能用里厄医生对他说的话来解释：“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的。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像你一样（朗贝尔的未婚妻在家乡），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小说中还有两个着墨不多的人物，过去阅读时显然是漠视了。再读《鼠疫》，这两个人物让我刮目。一个是里厄医生的母亲，一个几乎让人忽略的普通老人。面对鼠疫，她平静得让人吃惊：“常常发生这类事情。”她没有恐惧，更没冷漠生活，像平常一样关心自己的儿子，关心朋友，关心病人，在琐碎中倾注自己的爱心。另一个是一位常年患哮喘病的古怪老头，他家没有钟表，“他估摸时间，尤其是与他惟一相关的用餐时间全凭那两只锅里的鹰嘴豆。他每天醒来时，一只锅里装满了豆子，然后他用专心而有规律的动作把豆子一个一个放进另一个锅子。他就这样通过一锅一锅的豆子找到了一天计时的标准。”他对鼠疫似乎视而不见，他也足不出户，坚持着每天数鹰嘴豆的习惯（其实，他对鼠疫并非充耳不闻，他以极冷静的态度观察着鼠疫和抗疫者们）直至鼠疫接近尾声时，他“仍在倒腾两个锅里的鹰嘴豆。”面对来访的里厄医生，他淡淡地说：“什么是鼠疫？也就不过是生活罢了，如此而已。”
读完全书，夜深人静。“不过是生活罢了”这句话，总是萦绕在我脑中，让我咀嚼回味。我郁闷而无聊赖的心情渐渐趋于平静。
次日早晨，又坐在书桌前，望着桌上躺了一夜的《鼠疫》，忽然想起加缪说的话：“独处只是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是的，把自己放逐在家中读书，是天赐的良机，是乘便的、尽情的放怀。于是缓缓拿起《鼠疫》，放到就近的书架上。无意间，看见《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便顺手取出。周作人的散文始终步履沉着，总是悠闲自在，不惊不乍。最适合以释然的心情去读，翻了几篇后，目光停留于那篇《谈〈谈谈诗经〉》。早年读此文，多少带着一些职业的功利，读得认真而严肃。这次重读，也是字斟句酌的，却很放松，读完后，不禁会心地一笑，觉得好玩。所谓骂人而不带一个脏字，大概就是这般。
周作人这篇文章写于1925年年末，满是对胡适的批驳和嘲讽，却看不出怒气。原来，当年胡适在武昌大学作了一次关于《诗经》的讲演，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周嘲讽说：“我猜想这里胡先生是在讲笑话……这首诗至迟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时发生的，照年月计算，当在距今二千四百几十年前……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女工的情形，却忘记这是二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字字句句显示出周式机锋，不露迹象却敏锐而犀利。
胡适又说，《小星》一诗“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还“引《老残游记》里山东有窑子送铺盖上店为证”。周作人不屑地驳道：“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阙疑。”接着又明确指出：“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这是讲什么，譬如《古诗十九首》，我们读时何尝穿求，为何对《诗经》特别不肯放松，这岂不是还中着传统之毒么？”文章结尾处带着振振有词却不露痕迹的教训口气：“守旧的固然是武断，过于求新者也容易流为别的武断。”最后一枪，简直就是掷在胡博士的要害处：“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这显然是把矛头对准了胡适风行一时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
胡适，周作人这些旧时文人，童年时代就开始读《诗经》，但堂堂胡博士实在读得漫不经心，他的讲演不负责任，还是不求甚解？让人不免遗憾。其实，他考据的本领堪称一流，1921年就因发表《红楼梦考证》而称誉学界，不知怎么会对《诗经》随意武断的，难道忘却了“小心求证”的理论了吗！
放下知堂老人的散文，我又取出书柜里的《诗经》，朱熹的《诗集传》。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改诗中的“酒”为“书”，互文的修辞不变，就是“宽心遣兴是书诗，遣兴宽心是诗书。”放逐在家中，足以宽心，足可遣兴。这样的氛围中读书，可以放纵而随意地读，没有目的，纯为怡情。不但可以解闷，甚至可能带来新的启迪。于是我又翻开《诗经》，“采薇”篇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再入眼帘，美不胜收的沧桑感中带着读书的惬意。
寒冷的冬天已来临，雨雪霏霏的日子近在眼前。杨柳依依的光景也不会远了。其实，人的生命始终在杨柳和雨雪的交替中前行。生命不断地诞生，不断地逝去。这就是生活。“不过是生活罢了。”平淡，但深刻。短暂的放逐不但让我原来不安的情绪得以放松，竟能给人带来幡然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