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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人忘记那一天是什么感受。回溯20年前，纽约9月的那一天，以及之后的6个月——我前往阿富汗，见证了战争早期的模样；接着又去了古巴，看到了关塔那摩湾监狱。我开着一辆1987年的马自达，带着一部手机和一部胶片相机。那里上网还需要拨号。那年，我的父母健在。 做摄影记者的那些年里，我去过很多地方：中国、巴尔干半岛、阿富汗、中亚、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然而9·11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纽约家里。电话铃吵醒了我，是我的兄弟Bonlap从密歇根打来的，他说飞机正在撞击世贸中心双子塔。我在曼哈顿下东城的公寓里，可以听到市区疾行的应急车发出的警报声。打开电视，除了一个信号微弱、画面模糊的电台直播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广播天线在世贸大楼的楼顶，当时已经无法运行）。当时，我还未能预见眼前发生的一切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觉得这肯定会是漫长的一天，别指望能很早联系到我，”我在出门时跟我的伙伴说道，语气透露出这只是一个严重，但并不至让人绝望的危机。我跳上自行车，尽可能快地冲向正在燃烧的双子塔。我把车子停在了市政府，开始沿着维西街步行到教堂街的拐角处——对面就是世贸大楼了。我用余光看到似乎有碎片从北塔上掉下来，背后突然有人惊恐地喊道，“我的天呐，又一个人。”我才意识到这不是碎片，而是一个人，他刚刚在我眼前，从几百英尺的高处坠下。 ■ 世贸中心的南塔倒塌后，一位男士在维西街一座大楼拨电话。在我刚拍完一卷胶片，正低头给相机装卷时，周围的人们开始尖叫，南塔爆炸了，一团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冒出滚滚浓烟。大楼像是要砸向我们，我和几个警官、消防员一起跑进了一栋办公楼的地下室。在接下来无比漫长的几分钟里，我们试图寻找大楼内的出口，希望能通过出口进入另一条街道——任何一个离南塔楼稍远一点的地方。当我们从地下室出来之后，整个世界已经变了样。黑暗遮盖了湛蓝的天空，空中弥漫着浓烟，纸片纷纷扬扬随风乱飞，圣保罗教堂旁的墓碑落满灰烬。我的父亲当时知道我已冲向了世贸中心，他在唐人街一个咖啡馆里吃早餐的时候，目睹了大楼爆炸的瞬间。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以为我死定了。 ■ 在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后，从世贸中心逃到百老汇大道上的人人群，这时，北塔尚未倒塌。我退了一个街区来到战俘公园，在那里，惊魂未定的人们满身尘土，正准备登上一辆公交车逃离。然后，我转身回去。在百老汇大道和富尔顿街，我听到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北塔开始倒塌——我从地铁口前的楼梯上迅速跑下来，不慎摔了一跤，手掌被划开，血流不止。我从衬衫上撕下一块布以作绷带。然后，我发现地铁站里竟然只有我一个人。烟雾和灰尘在昏暗的灯光下翻腾。时间和空间似乎都混乱了，宇宙也颠倒了。此刻是上午10点28分——距离南塔倒塌已经过去了29分钟。然而，我已经不知道是过了五分钟，还是五小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拍摄了筋疲力尽的消防员，他们有人还在绝望地用无线电呼叫同事，但始终没有回应。后来，我随他们从哈德逊河一侧来到已成废墟的南塔，随他们徒劳地寻找着幸存者。 ■ 在西街，精疲力竭的消防员。我几乎依靠本能在自动工作，在现场走了一圈。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了Ground Zero（归零地，9·11世贸中心遗址）。我遇到了一个老朋友——记者大卫·罗德（David Rohde），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尽管我们离大火很近，但却看不太清。突然，风向改变，我第一次看到了眼前剩下的一切：一块锯齿状的、扭曲的金属。大卫转向我说：“那……是……世贸中心。” ■ 从奥尔巴尼大街的十字路口向下看，沿着华盛顿街的方向，可以看到世贸中心南塔的废墟 。 ■ 消防员站在南塔的废墟上，按照救火时传递水桶的队形，搜救着幸存者。 ■ 遭遇恐怖袭击后的世贸中心和曼哈顿下城。 ■ 2001年9月11日，烟雾中隐约可见世贸中心的残骸。 2001年的10月7日，9·11事件后不到一个月，美军向阿富汗塔利班开火。自此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了前往阿富汗北部的任务。4年前，即1996年，我曾报道过塔利班执政初期的情况。这次是我第三次前往这个国家。 ■ 1996年9月27日，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并首次掌权，开启了对阿富汗长达5年的统治。1996 年 10 月 19 日，在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塔利班士兵在达鲁拉曼宫附近巡逻。 ■ 1996 年 10 月 14 日，塔利班士兵在喀布尔的电影院前烧毁电影胶片。 ■ 1996 年 10 月 2 日，阿富汗喀布尔，塔利班士兵在 9 月 27 日占领首都后聚集在政府大楼外。 ■ 1996 年 10 月 2 日，阿富汗喀布尔，在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最初几天，很少有女性冒险出现在公共场所。那些走出家门的女性都穿着罩袍，或其他几乎覆盖全身的衣物。 ■ 1996 年 10 月 3 日，阿富汗喀布尔街头的坦克和塔利班士兵。 ■ 1996 年 10 月 24 日，阿富汗沙尔·切什马要塞，55 岁的 Khairuddin拿着女儿沾满血迹的罩袍，他女儿和三个儿子在塔利班的火箭袭击中丧生。 ■ 1996 年 10 月 22 日，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的主要高速公路上，一个家庭为了逃离战争，爬上卡车后部。 1996年10月4日，阿富汗古尔巴哈尔地区，塔利班和马苏德的部队在附近交战，正在逃离的妇女和孩子。
 ■ 1996 年 10 月 3 日,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被毁坏的飞机。喀布尔机场是阿富汗几十年战争的残酷证据，机场周围的直升机、飞机、军用雷达装置和高射炮全都满身弹孔。我从肯尼迪机场起飞，飞机在曼哈顿上空转了个大弯，向大西洋彼岸飞去。在空中仍旧可以看到，烟雾还在从世贸中心倒塌后的巨坑中升起。 ■ 2001年11月，在阿富汉北部的马扎里沙里夫，法军和美军正在修复机场。我从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米兹（Termez）出发，乘坐乌兹别克的一艘军舰渡过阿姆河，顺利进入阿富汗北部。曾经亲苏的将军阿卜杜·拉希德·杜斯塔姆（Abdul Rashid Dostum）和圣战指挥官阿塔·穆罕默德·努尔（Atta Mohammed Noor）重新掌权。在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和法国伞兵的帮助下，他们已经在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击败塔利班，确保了马扎里沙里夫机场的安全。在1979年后，长达十年的苏联占领时期（在此期间，美国曾支持反苏的圣战者组织），他们曾是敌人。在随后的内战中，他们曾是盟友、也是敌人。现在，他们再次结成联盟。回到今天，杜斯塔姆在塔利班于今年重掌政权之前，担任阿富汗军队元帅。杜斯塔姆和努尔的儿子，在塔利班再次控制阿富汗后逃离了阿富汗，现在正在进行一项协议谈判。 ■ 1996 年 10 月 10 日，阿富汗Khinjan地区，阿卜杜勒·拉希德·杜斯塔姆（右，拿着笔）签署了一份文件，同意组建北方联盟（或联合阵线）对抗塔利班。我第一次见到杜斯塔姆（Dostum）是在1996年的一个会议上，他和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 (Ahmad Shah Massoud)、卡里姆·哈利利 (Karim Khalili)一起组成了北方联盟对阵塔利班。北方联盟的士兵在1997年击退了塔利班的进攻，并屠杀了数千名塔利班俘虏。因此，塔利班在1998年重新占领马扎里沙里夫时也屠杀了数千名平民和士兵。一批伊朗外交官也在那时被塔利班杀害。在1996年到2001年这5年里，杜斯塔姆和其他军阀多次逃离阿富汗又返回，联盟一边内斗，一边对抗塔利班。 ■ 2001年12月，杜斯塔姆（Dostum）在阿富汗的马扎里沙里夫市。他是乌兹别克族军阀，也是对阵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或称“联合阵线”）的领导人。现在，他们联合了美国及其他联军。我来到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的第四大城市，就是为了记录下这段历史。我在11月份抵达阿富汗，战争看起来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尽管经历了这段残酷的战争，这座城市看起来与我上次来时没有太大不同。那座标志性的蓝色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圣地、哈兹拉特·阿里的陵墓，仍然像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接纳成群的白鸽。大多数女性都穿着罩袍——但不是全部。来自德国的空军班机正在投下美国的军用和人道主义食品包，希望借此赢得人心。美军夹克、睡袋和其他援助物品在市场上低价出售，在战争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它们就进入了黑市。许多外国士兵在内的、多达5000名塔利班战士在昆都士（Kunduz）投降，其中约有500人刚在卡拉伊詹吉（Qala-i-Jangi）堡垒的暴力起义中被杀。我参加了杜斯塔姆组织的一个会议，一些当地的长者和领袖前来为他唱赞歌并恳求援助，杜斯塔姆给他们分发了物资。我问杜斯塔姆他的凯迪拉克怎么样了，上次访问时听说它是阿富汗唯一的凯迪拉克。他笑着说：“哦，塔利班把它拿走了！”我还了解到，幸存的塔利班俘虏被关在希比尔甘市（希比尔甘是北部朱兹詹省的首府）西部50英里处的监狱里，距离杜斯塔姆的住所很近。杜斯塔姆准许记者进去参观。 ■ 2001年12月，几千个塔利班俘虏被关在希比尔甘监狱的院子里。在我第一次去监狱时，我看到集装箱卡车正送来新的俘虏。有俘虏告诉我们，车上十分拥挤，他们好几天都没有食物和水，车内也没有通过风，已经有至少几百人在车内死去。我还看到过一些关于就地处决俘虏的报道，有士兵向装满囚犯的集装箱开火。我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帮助战俘和其家人取得了第一次联系。(美国军方说他们会遵守这些公约，尽管他们拒绝承认其战俘的合法地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监狱里人满为患，卫生状况不佳，还爆发了痢疾。 ■ 2001年12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希比尔甘监狱探视塔利班战俘。 ■ 2001年12月6日，阿富汗希比尔甘市，约有3000-4000塔利班士兵被北方联盟和美军所俘，他们被囚禁在一个原本容量为800人的老旧监狱里。 ■ 2002年1月2日，阿富汗希比尔甘市，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的士兵正在登记塔利班囚犯。几天后，美国陆军第10山地师士兵抵达，他们确认囚犯的身份，然后给每个囚犯拍照、采集指纹和DNA。来自14个国家的至少85名囚犯被转移到坎大哈市，其余的现在正在接受筛查，然后再决定是否将他们带去美国收押。他们允许我拍下这个过程——但不能拍摄他们转移走的那85名囚犯。我后来想，他们中有的人或许被关在了关塔那摩湾监狱（Guantánamo Bay），那里于2002年1月11日开始接收美国和国际法范围之外的 “敌方战斗人员”。*编者注：关塔那摩湾监狱位于古巴东南部，占地116平方公里。近年来该基地被美军用于拘留和审讯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等地捕获的恐怖活动嫌疑人和战俘。此地因是租借的古巴领土，法理上受刑人的权利不受联邦法律保护与监管。整个拘留营区是由D营（Camp Delta）、鬣鳞蜥营（Camp Iguana）与X营（Camp X-Ray）等三个营区组成。负责营区运作的单位是关塔那摩联合特遣部队（Joint Task Force Guantanamo，JTF-GTMO） ■ 2002年1月，与美国结盟的北方联盟对抗塔利班展开军事行动。医生促进人权协会（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后来在拉伊利沙漠（Dasht-i-Leili）附近发现乱葬坑，调查证实此地曾发生过大屠杀。屠杀发生时，作为阿富汗的盟友，美国特种部队和其他美军小组要么在现场，要么就在距离不远的地方。这是一起重大的战争犯罪，尽管有大量的相关报道，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曾在2009年承诺对此进行调查，但至今没有公布任何调查报告。 ■ 2002年1月，阿富汗萨朗隧道的北入口。萨朗隧道由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建造，它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是连接阿富汗南北的唯一通道。隧道在战斗中受损，暂仅能供行人步行通过。 ■ 2002年1月，阿富汗巴尔赫，一名北方联名士兵在和塔利班的战斗中受伤。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游走在阿富汗北部，目睹了一系列混乱的冲突和战斗：有时是北方联盟或者塔利班的内斗，有时是北方联盟和塔利班的冲突。他们似乎急于清算旧账。有一次，我看到两支北方联盟军在抢占营地，因为那里有美军紧急撤退后留下来的装备。另一次，我看到平民在美军空袭中受伤。和现在一样，当时塔利班往往也不是依靠军事力量取胜，而是借助于从前组织中叛逃出来的新成员。而塔利班在2001年2月份的溃败，也是因为他们被曾经的拥护者抛弃。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很难理解他们的忠诚所呈现的复杂性。多年后，一直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与一位年轻的阿富汗翻译之间的对话，他大概率是通过自学，从外国救援人员和记者那里获得了工作机会。外国记者都住在马扎里沙里夫市唯一的一家宾馆，这是一座位于市中心的七层建筑。有一天，我们在酒店的屋顶上，定位我们的卫星电话和拨号上网设备。“这是马扎里最高的建筑物之一。我以前从未到过这里，”这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翻译，对我和我的同事说道：“街上的人，看起来好小。” ■ 2002年1月，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在市区里俯瞰哈兹拉特·阿里陵墓，这是阿富汗最大的蓝色清真寺。往下看，蓝色清真寺就在眼前，非常美丽。他问我，“所以，你们来到这里，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开战，是因为纽约的高楼被毁了，对吗？”“是的，没错，”我们回答。“那些建筑，”他继续说道，“那些被毁的建筑……它们就像这家酒店一样高吗？” 几个月后，在2002年的3月份，我和一些记者被邀请前往关塔那摩湾监狱，当时执政的布什政府坚称，这里关押着最危险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战俘。遵照指示，我匆匆前往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海军基地，并在午夜时分顺利抵达。在基地门前的长椅上，我睡了一觉，直到黎明时分乘坐军方包租的客机前往古巴，这家客机飞机外观上还保留着泛美航空公司（Pan Am Airlines）的图案。海军把我们安置在一个汽车旅馆式的大楼里，公共事务官员被指派为我们的看护人。我们被告知，未来两天的行程将会很紧凑。 ■ 2002年3月，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的X射线营地。 ■ 2002年3月，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囚犯到达这里后，都会被发放洗漱用品和一套橘色连体服。 ■ 2002年3月，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一名看守囚犯的联合特遣部队 (JTF) 160 驻军士兵，和一个承包商。他们所在的渡船连接着美军基地的东西两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每个囚犯将会被分配到的物品，包括在不久的将来臭名昭著的橘色连体服。我们也见到了麦当劳和烤鸡店——正如我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中所观察到的，军方试图让士兵有家的感觉。我们与牙买加民工交谈，他们的时薪是4美元，低于联邦最低工资5.15美元。穆斯林牧师、海军陆战队中尉阿布海纳·穆罕默德·赛福尔·伊斯兰（Abuhena Mohammad Saiful-Islam），谈到如何满足囚犯的精神需求。而海军陆战队准将指挥官迈克尔·莱纳特（Michael Lehnert）表示，自己致力于为囚犯提供人道的待遇。但是，我们采访到的只是假象，而非现实。我们曾以为接受采访关塔那摩湾监狱的邀请，会提高政府的透明度。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我们旅馆旁边的加勒比海滩上，一个原始的、没有被人类开发和污染的海滩，我们反思了这个十分讽刺的事实。后来，我们游说他们，想争取更多的采访权限——以失败告终。因此，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看到X营（Camp X-Ray），这个拘留营最初是为了安置古巴的寻求庇护者而建造的，现在被重新启用于全球反恐战争。我们被挡在300英尺之外，只能远远地看到铁丝网后有穿着橘色连体服的人。军方不让我们看到任何真实的生活区或公共区域，更不用说近距离观察他们，或是与囚犯交谈。 ■ 海军陆战队士兵驾驶的大巴车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戴着的头巾上写着“去死吧，美国”。图片下面写着几行小字： 这种威胁表明了伤害我们的能力和意图 / 不要让他轻易实现他的使命 / 践行良好的作战保密原则。 ■ 2002年3月, 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看守囚犯的联合特遣部队(JTF)士兵。后来的几年里，许多令人心痛的细节被曝出：因为被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囚犯始终不允许与家人、律师和记者接触，他们进行绝食，后被强制喂食、或施以酷刑。在高峰时期，多达675名囚犯被关押在这里。2009年，前总统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三天签署了一项命令，关塔那摩湾监狱将“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关闭，并且不晚于本命令发布之日起一年”。其中有一个计划是在曼哈顿下城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进行审判，他被指控为9·11事件的主谋。法院就在世贸大楼遗址以东不远。但这一切都没有成为现实。今天，在9月11日袭击事件发生20年后，39名囚犯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监狱——他们至今仍未受到审判。“即使在关塔那摩湾监狱的早期，我也越来越相信，许多囚犯一开始就不该被送来。”退役的将军迈克尔·莱纳特（Michael Lehnert）曾担任第一任指挥官并负责监督该监狱的建设。他在2013年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上写道："他们并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们与战争罪行联系起来。如今，对许多囚犯（如果不是大多数）来说，情况依旧……是时候关闭这个监狱了。” ■ 2002年3月，古巴关塔那摩湾监狱的X营，铁丝网背后是身穿橘色囚衣的囚犯在祷告。20年很漫长。2021年，阿富汗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18岁。8月2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一场自杀式袭击中，有180人丧生，其中包括年仅20岁的海军陆战队下士麦凯伦（Rylee McCollum）。他在9·11袭击当日，还只是个婴孩。即使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战争最终在耻辱和解脱中收场，喀布尔和其他十几个地区仍处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我有时候会对自己拍的照片有种陌生感。胶片和资料样片上有以前编辑时留下的油笔印，那些手写或是机打的印记所标记出的人和地点，有时会让我抬头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那些细节。然而，这些令人震惊的场景，电光石火间，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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