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不仅是封建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不朽古木，向后人展示出文化之根。
红楼之文化可以细分为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建筑文化等等，而此处我想从宏观的角度来谈谈其中的满汉文化互融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情。
第一，红楼蕴含着满汉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红楼梦》被纳入民族文学的范畴，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反映了满汉文化的互相渗透与变化过程，而相较于琳琅满目的汉文化研究，这一方面的分析略显单薄。
满族是一个善于博采众外来文化之长，并不断发展创新的民族，在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第一代顺治皇帝建都北京，从此开始对全国的统治，并逐渐与汉文化融合，缓解矛盾，繁荣经济，如此才出现后来“康乾盛世”的安定局面。
根据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家原本是皇帝的“世仆”，虽为汉人，但经过世代的生活转变，习俗已经基本满洲化，却也保留了少部分汉人的旧俗。满汉习俗在原著中有很多体现，下面以缠足和语言为例：
首先，是关于缠足。自唐宋以来，汉族出现追求“三寸金莲”的畸形观念，并逐渐在汉文化中根深蒂固，而清朝的统治者则强烈反对这一约束人性的陋习，因而满族人和汉人贵族在乾隆年间的“禁缠令”颁布后就不再裹小脚，而汉人的贫家女子往往依旧缠足。
在《红楼梦》中，明显有过缠足的是尤二姐、尤三姐和晴雯。在六十九回中，凤姐带尤二姐去拜见贾母，贾母在细细瞧过她的皮肉之后，鸳鸯又揭起她的裙子来，随后贾母才笑道“竟是个齐全孩子”。
贾母是汉人，还持有传统的汉族观念，所以才会关注尤二姐是否缠足，并由此来判断其是否“正经”；贾珍、贾琏与尤氏姐妹共同饮酒时对于尤三姐的描写是“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明显体现出她曾缠足。
同样，描写晴雯穿着“红睡鞋”（裹足妇女临睡前所著之软底鞋），也直指其缠足；此外，刘姥姥参观大观园时提醒姑娘们小心绣鞋不要弄脏，也透露出贾府很多丫鬟都缠足。
对比湘云被调侃“穿宝兄弟的靴子”；宝钗扑蝶；凤姐踢门；黛玉穿羊皮小靴，都是没有缠足的体现。
其次，是关于语言。《红楼梦》中的词汇与称谓都体现了满汉文化的特点与特色。例如宝玉每每贬低自己的玉，都称其为“劳什子”（满语指胡说，引申为讨厌之意）；称奶妈为嬷嬷；凤姐说“忽刺巴的”（满语hur seme，指忽然）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满语词汇。
而文中的“烧包袱”，“烧”为汉语，“包袱”为满语，表示坟墓，两者合并在一起表示为“上坟”，这又是典型的满汉合璧词汇。
第二，红楼以情为旨。所谓文化，我认为文就是“记录，表达和评述”，而化是“教化，感化和内化”。红楼之情以文为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红楼情真。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宝玉，总有人认为宝玉“滥情”，实则谬矣，宝玉对众女儿的情感至真至纯至善，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或欲望的加成，欣赏女性、尊重女性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给晴雯暖手、留点心；为平儿梳头、洗脸；帮妙玉打扫卫生等，这些都是最真挚的关爱与体贴。
红楼情痴。“有时似傻如狂”的宝玉听闻秦可卿去世后吐血；误以为黛玉要离开便大病不起；屡次摔玉只因毫无优越感的平等之心。黛玉为情落尽眼泪，一句“我为了我的心”令人动容，最终焚稿断痴情，了结这段情缘。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红楼情烈。红楼女子之刚烈宛如飞蛾扑火般凄美。遭反悔退婚的尤三姐一剑项上横，揉碎桃花红满地，其决绝令人敬叹；无法自由恋爱的司棋以头撞墙，鲜血流尽而亡，为情奋不顾身，敢做敢当；自尊自爱的鸳鸯以死明志，誓死捍卫自己的诺言与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不忍耻辱的金钏跳井，以死亡作最后的反抗。这种极具震撼力与悲剧性的烈情不仅带给人们同情与敬叹，更让人反思与深省。
儒教往往将人的情包裹在伦常里面加以束缚，而《红楼梦》则彻底将情释放出来，它写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世间人情，将情提升到新的高度，这正是更深层的精神文化内涵，也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根基。
所以《红楼梦》既是中华文化的极佳体现，亦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绝妙载体。正如周汝昌先生曾对外国记者说的那样：“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为捷便的办法就是去读通了《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