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考古成为学界重视的学术方向，俞伟超的《三门峡漕运遗迹》可以看作重要标志。近年秦“厎柱丞印”封泥的发现，大致可以说明黄河漕运在秦时已经起始。对交通开发与交通建设的重视，是秦崛起于西北，并逐步强盛，得以统一全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诸多认识，可以通过秦交通考古的收获得以深化。
秦人经营交通线路的考古发现
考古学者20世纪80年代对蓝桥河栈道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进而对商鞅封地商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使得秦楚之间“武关道”的交通效能与交通形制得以认识。考古学者发现的子午道栈道遗存，据刘邦南下汉中“道由子午”（《石门颂》）分析，可能也是秦道路工程的遗迹。
内蒙古考古学者较早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线路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之后，陕西、甘肃、内蒙古的秦直道考古工作多有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富县桦树沟口秦直道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秦统一后的第二年，即开始了“治驰道”的宏大工程。据西汉人贾山的追述，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秦汉之际战争中周勃等人“当驰道”的军功记录，反映驰道连接各地的实际作用。考古学者通过钻探和试掘等方式，在秦咸阳宫附近以及秦都咸阳以南方向发现了秦驰道的遗存。在陕西咸阳窑店镇南的东龙村以东150米处，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遗迹，路宽50米，筑于生土之上，两侧为汉代文化层（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这条可能连通咸阳北阪宫殿区与阿房宫的道路，以秦宫布局“象天极”的规划意图分析，应当属于驰道交通系统。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豹曾警告赵王与秦国军事对抗的危险性，称“秦以牛田，水通粮”，“不可与战”。秦开发水运的成功，见于李冰“通正水道”，“以行舟船”与秦军“大舶船万艘”“浮江伐楚”的文献记录（《华阳国志·蜀志》）以及灵渠等遗存。而考古发现的确定信息，有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对水运航路与水路“关”的明确标示。
秦人的车辆发明
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BMl03出土两件形制相同的牛车模型，牛一牡一牝。出土时陶车轮置于牛身后两侧，其间有木质车辕及轴、舆等车具朽痕，可以看到车辕为两根（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这是中国考古资料所见的最早的双辕车模型，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出现的实物资料。只需系驾一头牵引牲畜的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两件牛车模型出土于同一座小型墓葬中，且牛为一牡一牝，可以说明秦国民间运输生产资料的普及程度。
刘仙洲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机械，曾经指出汉代文献所见“鹿车”就是独轮车。其创始年代应在西汉晚期。史树青就此也有所论证。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2号坑发掘资料，当时地面有“印痕清晰，辙与辙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的车辙印迹，发掘报告执笔者说，这些车辙“疑为独轮车遗迹”，相应图版直接标明为“独轮车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至第118页，图版四一）。如果“独轮车印”的判断成立，可以证明这种车型当时已经投入使用，则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
交通动力开发的文物实证
秦人重视养马业，“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息马”的技术优势，是秦文化传统的特色之一。在马作为最先进的交通动力的时代，“马大蕃息”成为秦立国进而迅速富强的重要条件（《史记·秦本纪》）。秦人畤祠最早使用“木禺车马”（《史记·封禅书》），即木制车马模型作为祭品，实物证明可以通过考古工作获得。而数量颇多的仿拟社会生活中实用骏马形象的最生动、最强壮的陶制马匹模型等文物的出土，也是相关历史迹象的直接反映。
《史记·匈奴列传》介绍匈奴历史人文与经济生活，说：“其奇畜则橐駞、驴、骡、駃騠、騊駼、驒騱。”一些学者以为“駃騠”是“驘”，即通常所谓“骡”。《盐铁论·力耕》言张骞“凿空”之后，“驘驴馲駞，衔尾入塞。”而李斯《谏逐客书》已经说到秦王的“外厩”有“骏良駃騠”。明代学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四二《说部》“《短长上》二十三条”，说到古墓发现简牍文书，叙战国秦至汉初事，推测可能是“战国逸策”。其中有涉及“乌氏倮”的一段文字：“乌倮以所畜駃騠百足、槖駞十双献。而始皇封之戎王之瓯脱，使比列侯以朝。”这段记录虽然并非出自信史，但是与秦于西北方向主动沟通精于“畜”的北方民族，亦可能因此接近成熟的驯畜技术的历史真实是相符合的。“所畜駃騠百足”者，可以在我们讨论与“駃騠”相关的问题时引为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在交通动力的开发方面，秦人较早引入骡和骆驼，是可能的。许雄志编《秦代印风》收录“王驴”印，为刘钊所关注。放马滩《日书》中“三十六禽”列名，程少轩指出其中的“闾”应当读为“驴”（《放马滩简所见式占古佚书的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这也是秦人较早对驴有所认识的实证。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征集品“圆雕立驴青铜竿头饰”，长8.9厘米，高11.5厘米。另外一件类似器物，驴的形象也是明确无疑的。注意到“戎王”部族经“乌氏倮”等为中介对秦畜牧生产形成积极影响的情形，则可以理解汉代成为内地重要交通动力的“驴”由秦人较早利用的可能。
秦交通考古多方面成就对秦史研究的推进
以秦人社会活动遗存为对象的考古工作，收获是多方面的。历年评选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与秦相关的考古成就得到学界普遍肯定。被评为2013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陕西西安西汉长安城渭桥遗址”，其文化内涵包括战国至秦代遗存。厨城门一号桥桥桩年代的上限在公元前370年。这座南北向木梁柱桥长达880米，其发现与考察对于桥梁史研究有重要学术意义。黄河上最早的临时性浮桥与常设浮桥都为秦人修建。厨城门一号桥的秦工程史的元素，也值得学界重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村发掘了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附近地方考古调查所获同类建筑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汧河沿岸已经建造了仓储设施以及水运码头。汧河水文条件的历史变化与仓储码头的使用与废弃有关。考古学者认为这样的建筑可以看作秦都雍城交通格局的一部分，应当是合理的判断。
秦始皇陵从葬铜车的形制，体现了当时制车技术的高峰。秦陵兵马俑军阵中步兵服用的鞋履与行縢，也为交通史学者所关注。龙岗秦简有关“驰道”制度的内容，里耶秦简水驿资料，睡虎地秦简“轻足”身份与里耶秦简“邮利足”身份，岳麓书院藏秦简“马甲”简文，北京大学藏秦简水陆里程记录等，也都反映了秦交通史的重要信息。相关考古工作，同时也为说明秦行政建设的规范设计与效率追求，说明秦文化坚持实用原则，讲求进取性、机动性的传统，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