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事实上，白话文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文学事件，更具有语言规划的意义。广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积极提升白话文的声望和地位，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一次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的成功典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言文一致、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先后创制了20多种拼音方案并积极推广，比较有影响的如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王炳耀的《拼音字谱》（1897）、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1908）、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1909）等。在语言规划领域，创制拼音方案属于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范畴。本体规划指的是语言规划的具体方面，包括拼写法改革或文字改革、词典的编纂、语法的说明、借词的规定、术语的修订及文字规范等等。这些拼音方案为解决汉字难学难认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尝试，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获得很多上层人士的支持，如胡适就对这些试图使“天下语言一律”的“先进的人”很赞赏。
这一时期，以白话文为载体的书刊、读本越来越多，社会各个阶层均可接触到。在白话文事实上已经相当通用的情况下，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此后，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傅斯年等人在《新青年》《新潮》上连续发文支持胡适的主张，讨论逐渐深入。胡适等人强调“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认为白话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还“可以用来创造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新文学”，而且可以用“做统一全民族的语言的唯一工具”。从语言规划角度看，这属于白话文的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和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范畴。地位规划是决定语言或变体地位和功能的决策过程，也就是什么样的语言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地位，什么场合使用什么语言，比如官方语言、通用语言、教育语言、文学语言的确定等。声望规划是指为提高语言文字及其变体的声誉或形象，进而促进语言规划实施进程和效果的语言规划活动。任何语言规划活动都必须吸引正面的价值，以赢得语言规划者和潜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支持。对于本体规划而言，潜在的个体使用者要对所规划的语言结构和功能有正面的积极评价，所制定的标准才能赢得公众的真正支持。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形象的提高，关键是将规划的目标语言提高到高声誉领域（high prestige domains），即实现哈尔曼（Haarmann）所谓的“雅化”。胡适等人指出白话文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即创造新文学。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人士，胡适等人具有很高的社会声望，无论从理论构建还是实践操作层面都为白话文正名，有效提升了白话文的地位和声望价值，改变了人们心目中此前“白话”属于“俗语”“俚语”的负面印象，扭转了语言规划接受者即广大民众的语言态度，使白话文这种本来只是市井小民的专属标签，变成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全体民众的语言文学表现形式。
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首先应是语言革命。用白话文创作文学可以看作是白话文运动的最高纲领和目标。胡适认为，白话文学是活文学，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又是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拼音文字必须用白话做底子，拼音文字运动必须同时是白话文的运动，否则是单有符号而无内容”。王照则认为拼音不是用来记写文言的，“他的字母运动必须是一个‘白话教育’的运动”。白话文和拼音由此被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实现了言文互动，互为补充，其中蕴含的“言文一致”成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白话文运动中共同追求的目标。以胡适、王照等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没有仅仅囿于书斋中讨论白话文的问题，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积极付诸实践。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与王照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一道，纷纷发表著述、讲学、发行白话文报刊，还通过编写白话文教科书、开办学校、培训学员等活动开展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经过这一系列白话文的本体规划、地位规划、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白话文逐渐实现了“普及化”“知识化”和“雅化”。民众对白话文的知晓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赢得上层决策者的支持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在拼音和白话文的问题上，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空前团结，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白话文运动是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彰显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字变革相比，虽然汉字存废问题时有讨论，分歧不断，但是改良的总体方向没有偏离，汉语本身并没有被其他语言所替代，只是出于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而不断发展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历时还是共时来看，白话文运动都进行得相对温和和顺利。虽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复古读经回潮，但依然不能阻止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
白话文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上承晚清，下启“五四”，其重要性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多有探讨。从语言规划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取得了“庶民的胜利”，也证明了语言规划自下而上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而声望规划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可以看作是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值得重新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