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眼不是“野眼”，洋眼就是外国人呃眼睛。洋眼看啥？看上海人呃打扮。
俗话说，衣食住行；俗话又说，“民以食为天”。既然食为天，那就该食为先；把食放在“衣”的前头，成为“食衣住行”。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的一本《汉英辞典》正是这样排列，将“衣食住行”译为：“foodclothing，shelterandtransportation”。
有个美国人站了出来，这洋眼认为“衣食住行”没排错位置，“这样的排序是无懈可击的。”其理由是：“在四种基本需要中，衣是唯一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决定性因素。”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它反映了中国文化对儒家‘礼’（适当的行为和文明礼貌）的观念的强调。”
洋眼真有眼，而且是有眼有珠。
新年的男人不穿洋装
《德文新报》于1886年（清同治五年）创刊上海，为近代中国第一份德文报。弗里茨·赛克（FritsSecker）是该报记者和专栏作家。在他1913年出版的《申》（Schen）里，记录了1912年的上海新年。那正是中国社会一个新桃换旧符的节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刚结束；去年还是清宣统三年，今年是民国元年在起步。
新年里，赛克见他认识的一个“假洋鬼子”换了中装。“在节前，还穿着已经不怎么白的衬衫和鞋跟已经磨掉一半的皮鞋。”这般酷爱洋装，为何新年换装？“此刻他向笔者解释，为什么今天他穿的是中国衣服：‘今天我是中国人’。”
赛克恍然大悟，“在一年中的这个最重要的节日里，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半个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街上很少见到中国人穿西装。”他琢磨，“也许是经过了一番脚踏实地的思考。”
上海男人新年里不穿西装，那上海女人穿什么呢？赛克相告，“过年期间，穿裙子的女子已经不少了”；她们并没像上海男人那样换成中装。“节日里，女士们穿着式样为‘上海的最后呼喊’的服装———这值得研究”。
作为赛克要研究的新年里的上海女人，穿着配帽子的裙衫，“其上装从中间的纽扣开始，几个蝴蝶结放射状地向外垂下，在风中乱飘。”当时流行用丝带装饰，她做成“徽章形饰物”固定胸前左右。那丝带较长，足有半米，显得十分飘逸。尤其醒目的是：“有些丝带上，还带有五色共和国标志的卡子，别在衣服上。”
“五色共和国标志”就是中华民国国旗五色旗，旗面从上至下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横条。这民国第一面法定国旗启用于1912年1月10日，直到1928年12月29日后，才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
在新年这个中国人的重要日子里，上海男人以不穿洋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而上海女人则以佩戴“带有五色共和国标志的卡子”发出“上海的最后呼喊”。
在赛克眼里，这“西方样式的裙子”就要去掉衣上的多余物品，就一袭长裙。除了不要这些丝带和卡子，也无需戴帽，只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发型———“头的前部有几股辫子交叉在一起，使脑袋看起来像是Bretzel面包（一种像心形的中间有个交叉的面包）”。如果这样，还能发出“上海的最后呼喊”么？！
赛克还注意到节日里上海女人的鞋子。“那些小小的鞋子，也从布鞋慢慢变成了皮鞋，上面还装饰着小小的流苏。”
他还留意她们的裤子，“裤子窄得有点过分，都跟裤脚管底下的小脚差不多宽了。假如摩登的风尚把裤脚管越弄越尖，那真不知道还会带来什么出奇的事了。”这杞人忧天的德国人还操心起怎么穿这小裤脚管：“大概将来在穿裤子之前，先要浸一下水，使它能紧紧地绷到腿上。”
在赛克之后，意大利医生艾泽利诺·玛依（EzzelinoMagli）1924年到上海。此时，“男人穿着长衫（kang-shan），像衬裙一样长。相反，女人们则穿着套裤（tao-ku），也就是男士的裤子。显然要在括号里补充到，年轻女人懂得如何将它们穿出少女的优雅从容。” 何日换帽听朝廷
“像一只气球”是骑白马的中国纨绔子弟，出此比喻的还是个德国人。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德意志银行代表恩司诺（A.H.Exner）在上海大开洋眼：“他穿着原本就很宽大的袍子，因快速奔腾而被风吹起，
显得更为宽大，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只气球”。开洋眼的还有《伦敦新闻画报》。这份世界上最早以图像为主的画报，仅从1857年（清咸丰七年）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就发了来自中国的上千张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报道。在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3月11日那期，有篇《中国的贡金》写道：“一个中国的纨绔子弟身穿昂贵的丝绸衣服，脚蹬南京产的黑缎靴子或鞋子，上面还有漂亮的顶戴，怀里挂着英国金表，一只手拿着用珍珠串着的牙签，另一只手摇着南京出产的檀香扇”。
那篇文章还记录了晚清上流阶层是夏穿宽松长袍，面料是丝绸、沙罗或亚麻布，系丝绸腰带；还戴着丝绸或裘皮的项圈。冬天冷，虽然还穿丝绸和绉丝长袍，但垂到脚踝；外加一件大袖口、长至臀部的上衣，用的是裘皮、丝绸或宽布做的。“在一些重大场合，人们穿在里面的衣服上，有用丝绸和金线刺绣出精美的图案，帽子的颜色是猩红色的，上面有各种颜色的顶戴。上流阶层所穿的裘皮衣服非常昂贵，并且代代相传。亚麻布用得很少，内衣有时是用薄纱做的，并且很少换洗。”
《伦敦新闻画报》还注意到，可从中国人的帽子分辨季节。夏戴圆锥形竹斗笠，顶端有个或蓝或白或镀金的球，丝绒或红马鬃做的流苏散披斗笠。冬戴天鹅绒或裘皮圆帽，帽檐宽而翘；顶端也有球，同样披有流苏，不过是猩红色的丝绒。天冷在家，室内还戴瓜皮帽。其第2卷第48号174页还告诉我们：“因季节到来而换帽子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官方的《京报》都要专门发布告来通知大家。”
曹聚仁也在《上海春秋》里提到这一点：“何日换帽，得听官家颁定日期，无论官民人等，一律遵守，谓之‘换季’。”如换的是老百姓叫作“大帽子”的官帽，那就是来回于冬春的暖帽和夏秋的凉帽。
民国了，男人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剪了辫子，赛克发现“它至少还带来了另一项着装上的时髦，这就是西式的帽子，配以中式的衣衫。谁若在节前还没有这种帽子，就会去买一顶来戴。”“因为这些帽子不是从日本进口，就是中国人自己用‘爱国布’做的。可以看到各样各式的帽子，最受欢迎的似乎是那种绗过的布做的铜盆帽，帽边儿可以任意弯折，给人以粗犷而洒脱的印象。”
不仅上海男人爱戴帽子，赛克注意到：“在过去几年里，上海的中国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戴上了帽子，但她们的帽子只戴在上半部，贴着又厚又直的头发。”这位有心人还发现，女人最喜爱的是天蓝色帽子，原本西式的帽子在不断地被中国化。
到了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到上海，就听说了帽子的悲剧：“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在跑，坐在车上的客人帽子被人从后面抢走。这种事情在上海已司空见惯。”
看来这不妨碍上海人对帽子的喜爱。之后，流行铜盆帽换成了军帽、鸭舌帽。1974年，罗兰·巴尔特（RolandBarthes）从京到沪，“全新的波音飞机。有不少人戴着仿造的美国式鸭舌帽。”后来到船厂参观，见到戴鸭舌帽的作家；“他总是微笑着，完全不说话。”
那时买不到鸭舌帽，我就把军帽前部弄扁与帽檐重合，做成仿鸭舌帽。这样的戴帽是不能给老师和家长看见的。后来，亲戚替我弄来一顶炼钢工人的白色鸭舌帽；奇怪他们怎么会发这样的工作帽？
“居全国爱好穿着之冠”
“上海妇女名声特佳，居全国爱好穿着之冠。如果在全市繁华大街南京路上漫步，很容易获得这一印象。”
说这话的可不是一般的洋眼，而是前《纽约时报》驻京首席记者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他获普利策奖的《苦海沉浮———脱离十年浩劫的中国》中，有段改革开放初1979年的上海行。导游是中旅社一位女翻译，她告诉美国记者：“我们特别注重外表穿着。而北京人关心的只是他们的大白菜和白馒头。”“只见她戴着粉红色的太阳镜，下身穿着紧身毛料裙，嘴唇抹得十分鲜艳。”
其实，上海“居全国爱好穿着之冠”不仅在1979年，自开埠以来就是。之前，另一个美国人内斯特·欧·霍塞（EmestO.Hauser）在南京路“四大公司”看到的上海女人，“身上穿着材料非常之名贵悦目，裁剪非常之称身的旗袍。袍叉开到膝盖的上面，袖子短只及肩，颈子上是一条很窄的但很挺刮的衣领。这是1936年式的新装，凡是时髦的中国女子所穿的，大都是这个式样。”
霍塞1940年在纽约出版《出卖上海滩》中提到：“达尔温教士在他所著的《旅客指南》里边说：‘她们所穿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非常之悦目，上海似乎已成了时髦的中心。’”他评论道：“上海乃是中国全国的时装中心，上海所通行出的式样是全国所奉为圭臬的，甚至连南京政府的命令都不能改变它，这也可见其势力之伟大了。”
这个美国人分析，“上海的生活在大体上终究还是英国式的。上海机构是英国人所创造出来的，则上海的社交生活也应该仿从英国的式子。上海的‘可行’和‘不可行’的举动当中，大部分是仿照英国习惯的。甚至有许多美国人也受到了同化，他们已经学着英国人把红茶加了牛奶喝，对着朋友以‘Cheerio’一字为分别时的口头禅，并穿了晚礼服去赴宴会。” 我想，他说的“上海机构”是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而不是法租界公董局。他描述的景象，怕也是仅指英美的公共租界吧。
这座城市失去穿着的时尚引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4年到上海的罗兰·巴尔特说人们都穿他称之为“制服式服装”的毛式服装，作家记下其区别只是：“灰色或黑色的上衣：公务员、干部等。蓝色上衣：工人等。”但他在造出风雷轮的上海船厂洋眼一亮：电焊工“工作服里露出红色的领口。”这使我想起那时部队爱美的女兵，可以打扮的天地是胸前衬衣与军装间的一块三角地。
2004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Antonion）回忆三十二年前受中国政府来邀拍片，“中国人衣着的主要颜色：蓝色、绿色、灰色和少量的米色。”“外套是军服式样，但通常穿时都开着领子。一个西方裁缝会说，那些尺寸太肥了，‘没有穿好’。实际上，所有服装都做得很严肃”。
中国第一位英国留学生玛丽还记得，她1976年10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欢喜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的围观者。中国同学绝不能这般花里胡哨的，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臭美’，生活作风有问题。”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玛丽平时也穿上中国人的制服，上海人叫她“新疆人”。
由于上海长期“居全国爱好穿着之冠”，上海卖服装的营业员，做生意有套老唱词，往往这样对外省人说：“侬买呀。阿拉上海的小姑娘才穿呃。”这些年走进店堂，这样的话是听不到了。心底里不由得涌出六个字：谢天谢地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