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祭炎帝活动已有八届，拜祭黄帝活动已有十一届，参加者越来越多，关注者遍布五大洲，动辄数亿人。这是为什么？希望把这项拜祭活动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活动的呼声渐盛，又是什么因素、环境、条件激励而生的？这值得社会认真考虑。如果没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古农学、考古学、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的综合研究，就不能给予拜祭炎黄以充分的理据，拜祭活动将是水上浮萍。我认为，拜祭炎黄标志着，或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扬，甚至可以说是又一次觉醒的标记。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先后有四次。
第一次文化觉醒是武王伐纣，其革命性在于废除了殷商对“天”的无休止的淫祀，周王朝剥夺了虚无缥缈的王命神授的权威。当然，任何一次社会巨大变革，都会保留着前代的文化元素。“其命维新”的周，“天”的地位明升暗降：尊祖敬宗列为第一，祭天成为王家专利，诸侯、官员、百姓也转而体现对人的无限尊重。尊祖是因为先人筚路蓝缕之不易，以及财物、技术、道德传给子孙的苦心。相比之下，西方经过神权高于一切的黑暗中世纪，才把神请下宝座。尼采说上帝已死，其实死去的只是神的躯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哲学学科研究里，上帝仍然无处不在。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一批科学、思想精英，如牛顿、笛卡尔、培根等，颠覆了《创世纪》，也颠覆了希腊诸神，虽然他们创造了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快速发展了科学和技术，但又把这些推上了神位。即使如此不彻底的文化觉醒，也比我们晚了近四千年。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觉醒，是秦统一中国。秦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政治特权，设郡立县，从平民（纵横家、士人）那里选才任职，例如韩非、李斯。可惜其势太猛，十年即灭六国。周八百年培育的贵族政治，突然灰飞烟灭，再加上秦耗尽人力、物力，法律严苛，不倡道德，社会无底线，种种“苛政”诱发了多股力量反秦，始皇定尊十余年而秦亡。
第三次文化觉醒是从19世纪列强的炮舰和刺刀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的。经过曲折崎岖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在实践中探索发展。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文化觉醒：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排出机体里西方“传统文化”及其变种的激素。这些激素是含毒的，在输出者那里，毒性已经不断发作，造成了当今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显的种种危机。
西方从牛顿、笛卡尔他们那里一直走来，到20世纪中叶，一批智者从极度膨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惊醒，急切呼唤：世界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文化多样性、不同文化对话、质疑其“传统”命题、诅咒金融寡头之声不绝于耳。而其批判笔锋之所向，与中国人民的感受相同，他们力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又与中华文化相近。可惜的是，在国际交流场合，中国学者的声音还不多。
中国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文化觉醒恰与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如果说17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对神权的否定，那么几十年来西方主流思潮则是否定之否定；如果说由佛罗伦萨起始的那场思想革命是“人类”第一次的文艺复兴，那么，如今上述的中西合流的浪潮可以视为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所引导的将是多样性文化不停顿地对话（这意味着彼此尊重、理解、欣赏和学习），各自复观文化的源头，反刍祖先的智慧，携手走向今人难以想象的美妙未来。在这样一个格局大演变的形势下，中国的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否应该向自己提出并努力回答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迎接这一伟大的变革？
我们能否成为新格局的弄潮儿？
为此，需要怎样的胆略和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