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法家在推动国家强盛方面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其他文明，在每一个强大的历史时期，几乎都能看到“法家思想”的身影。简单来说，法家的核心思想就是“强国弱民”，也就是说，法家的治国之道往往是通过控制民众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因此，法家的治国方法也注定了是“疏民之术”。

每当法家思想付诸实践，百姓总是不禁发出这样一声评价：“毫无‘人性’！”而商鞅无疑是这一评价的代表人物之一。
商鞅变法，无可否认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它为后来秦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场变法被后世广泛认为是成功的，在很多变法家眼中，商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并且正确地引导了改革的方向。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顺应时代的发展，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基层百姓提高生产积极性；
第二，推崇严苛的法治，实行绝对严格的刑法；
第三，采取“弱民强国”的策略，建立中央集权体制，让统治者的权力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商鞅之前，魏国的“李悝变法”同样是由法家主导的，帮助魏国变得强盛。李悝变法充满了很多“难以理解”的思想，比如削弱贵族地位，整顿国家财政，实施严格的法律来镇压不安分的百姓，使他们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事实上，这些改革正是周代后期强国的一种趋势，随着礼治的腐朽，法治显然更符合实际需求。
商鞅的变法也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他深知，改革如果不符合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就无法成功。可能有人会疑问，商鞅的变法明明是“弱民之术”，怎么又能符合大多数百姓的利益呢？
其实，商鞅的“弱民”是体现在法治和思想上的。在生活和经济层面，商鞅的改革反而促进了基层百姓的生活质量。商鞅根据当时秦国基层百姓的具体情况，精准地把握了变法的出发点，虽然这些政策在某些方面遭到了百姓的反感，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商鞅首先要求百姓放弃外来的文化思想，特别是那些四处游说的思想家，他要求百姓“回归”本职工作，专心务农。因此，他采取了政策上的“信息封锁”，限制了外界文化思想的传播。其次，他还要求关闭所有娱乐场所，禁止百姓在业余时间进行娱乐活动，目的是为了延长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商鞅的核心思想就是：“贫者以刑治之，则富”。他认为，国家和百姓的贫困源于百姓缺乏足够的努力和拼搏精神，简单来说，就是百姓还不够“拼命”。因此，商鞅通过严刑峻法来鼓励百姓更加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
商鞅这种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但他有秦孝公的支持，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最终取得了成功。最后，商鞅还推出了强有力的社会稳定政策，其中包括严格的法律。例如，百姓之间发生口角或打斗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的措施确保了社会秩序，但也加剧了百姓对商鞅的厌恶，因为他们的思想自由和娱乐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些改革无疑促进了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然而，从百姓的主观看法来看，他们感到自己被“压制”了，生活中的很多自由都被剥夺，因此内心深处对商鞅充满了反感。

商鞅的成功在于，他能够顺应礼法崩溃后的历史趋势，而不拘泥于旧的礼治观念，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他认识到土地私有化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此推动了土地私有制的实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他推崇的“富国强兵”理念，过于侧重军事力量，忽视了百姓的精神和思想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相悖。
当商鞅改革激怒了百姓后，他又开始与权贵阶层发生冲突。秦国的贵族阶层，包括王室宗亲和世袭大夫，早已习惯了特权，商鞅废除了世卿世禄制，直接削弱了贵族的权力。这让商鞅遭遇了贵族阶层的猛烈反对，但即使面对强大的反对，他仍然坚定地推动改革，毫不动摇。
商鞅变法的最深层次影响是废除了奴隶制。奴隶制的废除直接触及了贵族的利益，因为奴隶制度背后存在着贵族对劳动力的剥削，贵族通过剥削奴隶来积累财富，而废除奴隶制意味着贵族不再能够享有这一剥削特权。尽管贵族对此极为不满，商鞅依然毫不犹豫地采取了严苛的手段进行打击，确保改革得以实施。
商鞅变法的这些举措，显然与上层贵族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而这种对立关系，也注定了商鞅的命运。当秦孝公去世后，商鞅的“末日”也随之到来。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国的军力和经济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当秦孝公去世后，商鞅成为了权贵阶层复仇的目标。
当秦惠文王继位后，商鞅被一位权贵阶层的支持者诬告谋反，几乎整个国家都默认了商鞅的罪行。商鞅试图依靠自己曾经建立的势力反抗，但在强大的朝廷军队面前，最终未能成功。商鞅被捕后，秦惠文王下令将其尸体分尸，作为对百姓和贵族的示威，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对商鞅的死感到满意。

尽管商鞅死后，秦惠文王仍然继续推行商鞅的变法，最终秦国的强大得到了巩固。然而，无论秦惠文王如何处理商鞅之死，他并未真正为商鞅平反，商鞅的名声始终没有得到恢复。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商鞅的复杂态度——虽然商鞅的变法为国家带来了强大，但百姓和贵族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反感，至此商鞅的“遗产”注定永远只能在历史中被深刻讨论，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反。


商鞅通过变法，使得秦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然而，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因涉嫌谋反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这种结局多少有些兔死狗烹的意味。但不管他是否真的谋反，商鞅的死其实是注定的，从他决定进行改革的那一刻起，他的结局就已经被定下了。

商鞅原本是卫国的公族，后来他拜法家学派为师，游历列国寻找机会。在魏国，他曾做过魏国相公叔痤的家臣。临终时，公叔痤推荐商鞅给魏王，但魏王对商鞅并不感兴趣，甚至有意将其处死。商鞅感到无法在魏国施展抱负，便开始寻找其他机会。恰巧这时，秦孝公开始广招贤才，商鞅便前往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以见到秦孝公。为了赢得秦孝公的信任，商鞅提出了三套方案：帝道、王道和霸道。秦孝公对帝道和王道不感兴趣，反而对霸道颇为欣赏。这也表明，秦孝公当初选中商鞅，正是看中了他能够施行霸道的能力。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虽然他的改革目标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从商鞅开始进行这些改革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

商鞅必死的原因很简单，改革触动了贵族的根本利益。商鞅的改革改变了秦国的祖宗旧法，而贵族阶层正是这些旧法的受益者。因此，商鞅的改革必然会引起贵族的反感。即便秦孝公支持商鞅，贵族们也只能暂时忍受。然而，一旦失去秦孝公的庇护，商鞅必然会遭遇贵族阶层的反扑。商鞅与秦国太子也有过冲突。由于商鞅实施严格的法治，即使是太子犯了法，也不例外，必须受到处罚。一次，秦惠文王还是太子时，犯了法，商鞅并没有通融，而是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并对授课老师公孙贾施以墨刑（在脸上刻字，涂上墨，永远去不掉）。后来，公子虔再次犯法，商鞅不留情面，又将他处以劓刑（割鼻）。因此，公子虔八年不敢出门。

商鞅的做法也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改革家的共同特点就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几乎像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商鞅的行为虽然让国家得到了强大，但他也因此得罪了贵族，并让百姓惧怕。商鞅只不过是秦王手中的工具，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失势，就会面临众人的反扑。商鞅的改革虽然使得秦国强大，自己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但他在秦国的权力也过于强大，甚至一度超过了秦王的影响力。这样的局面，秦王不可能容忍。因此，当秦孝公去世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商鞅，特别是在变法已经实施了二十年，已成型的情况下，即便没有商鞅，变法也不可能失败。商鞅因此成为了弃子。

秦惠文王听从了贵族的意见，决定将商鞅处死，以此来取悦贵族，并顺便巩固自己的威信。商鞅曾经师从法家，他当然知道吴起在楚国变法时的遭遇。但商鞅认为自己比吴起幸运，或许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局。然而，他和吴起的命运一样，旧主一死，新主就会除掉他们。不同的是，商鞅至少比吴起幸运，他的变法得以继续，而吴起的改革却彻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