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地 |
2024-04-23 11:36 |
曾几何时,海禁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专属。除最为严重的明清两朝外,更早之前的隋朝与元朝同样奉行过类似措施。不仅限制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还对造船、外贸等领域有过深刻锤击。 然而,海禁政策绝非只属于东亚,在世界其他地都偶有发生。这里就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此类管制措施。
来自罗马的债务紧箍咒
斯巴达人占领雅典后 就曾要求限制战船数量
事实上,即便非常依赖航运贸易的地中海水域,一样出现过类似海禁的严厉政策。只不过多为敌国强加,属于胜利者故意削弱失败方的惩罚手段之一。例如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遭至惨败,不得不向宿敌斯巴达认怂。随后为满足对方要求,不仅拆除了城墙等防御设施,还只被允许保留12艘战舰。公元前201年,类似的命运落到迦太基头上。他们因输掉第二次布匿战争,不得不被罗马解除武装,且只能象征性的保留10艘战舰。
第三次布匿战争前 迦太基海军已遭罗马的政策消灭
不过,上述案例的持续时间并不算长。斯巴达在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又陷入波斯帝国与其他希腊城邦的联手绞杀。本应低调的雅典重获新生,再度发展为地区内的重要海上力量。罗马则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出于对迦太基商业复兴的恐惧而主动发起第三次进攻。最后将北非沿岸据为己有,自然不再需要关注对方是否乖乖履约。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与迦太基虽裁撤舰队,却没有被限制住民间贸易,所以很难被归入海禁范畴。
《阿帕米亚条约》将塞琉古帝国限制在托罗斯山脉以南
相比之下,罗马人对东方大国塞琉古的限制,应该更符合狭义海禁概念。公元前188年,由于马格尼西亚战役的惨败,国王安条克三世同意签署《阿帕米亚条约》。根据其规定,这个以叙利亚为核心的希腊化王朝,不得不放小亚细亚半岛的多数领地。双方还以托罗斯山脉为隔绝线,甚至不能越界招募雇佣兵或安置流亡者。此外,具有很强威慑力的战象要全部退役,而海军规模不能超过12艘。另有非常细致且苛刻的人质条款,以及高达15000塔兰特的白银赔款(相当于21世纪初的97500000美元)。
曾与罗马争雄的塞琉古舰队 被限制到只有12艘船
此后,塞琉古依然存在有较长一段时间。但因为被强制套上的海禁政策,再无可能重整旗鼓。首先是每年都要分期支付的巨额赔款,让帝国不得不对包括外贸在内的生产活动课以重税。只能不断降低银币成色,希望靠这种温和通胀来稀释债务,但也使自身的信用体系大打折扣。接着,联通东西方贸易的商团开始调整路线,尽可能避免少从其境内通过。众多敌对势力亦蠢蠢欲动,使用海盗劫掠、减税揽客等方式争夺商业份额。若安条克的统治者想扭转颓势,就必须冒风险增加海军军备,进而引来罗马人的威胁和干涉。
罗马的海禁+债务陷阱 让塞琉古帝国迅速没落
公元前162年,由于安条克五世的朝臣计划悄悄扩军,罗马当局派督察组前往叙利亚各地展开巡回检查。年轻的国王不敢反抗,许多新造好的战舰被凿沉在港湾内,刚完成训练的大象则被直接挑断脚筋。结果,叙利亚地区的商业持续疲软,而包括黎巴嫩、犹太和乞里西亚在内的外省都开始出现分离主义倾向。直至帝国灭亡前夕,各路不满外交软弱的地方派还在相互攻伐。
安条克四世曾将剩下的海军产能转移至波斯湾
当然,塞琉古的统治者们也曾想过补救措施。譬如能力较强的安条克四世,曾有机会征服埃及,用自己扶持的傀儡充当代理人。不料遭罗马人勒令收手,被迫在走出地上画的一个圈后宣布撤军。接着,他有条不紊的将舰队基地搬迁至东部,借机回避罗马人的可怕海禁。奈何基于前面讲到的客观因素,这些分布于波斯湾水域的基地也很难发挥决定性作用。甚至为满足地方利益,更倾向于投靠帕提亚帝国,进一步加速叙利亚当局的彻底垮台。
罗马人的债务紧箍咒 终究将塞琉古帝国锁死
来自开罗的海防拆迁令
西方历史上最严格的海禁 由马穆鲁克埃及推出
罗马施于塞琉古的限制政策毕竟是外来影响,这与东方世界的主动隔绝有很大区别。但到中世纪时期,更为纯粹的海禁政策竟重返叙利亚。只不过这次的顶层设计师非欧洲入侵者,而是来自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他们在13世纪异军突起,成为将基督教十字军赶出圣地的中流砥柱,也是抵御蒙古帝国西征的主心骨。故而推出可能是西方历史上最为严格的海禁政策。
马穆鲁克的海禁政策 由创始人拜巴尔斯制定
早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名鼎鼎的拜巴尔斯就做出决断,要以物力手段同步解决十字军和蒙古问题。同时,叙利亚地方派依然选择效忠于前朝阿尤布家族,让刚刚控制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苏丹下不来台。因此,马穆鲁克时代的海禁具有三重必要性。其一是阻断基督教势力的反攻倒算,其二则要削弱本地派系的经济实力,其三是集中力量防御东部边界。
马穆鲁克的海禁 首要目的是防止十字军反扑
正因如此,来自埃及的奴隶军团每攻克一座城池,都会将之拆除或整体性向内陆搬迁3公里。其中就有较晚陷落的的黎波里,以及由十字军坚守到最后的阿克。原先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沿岸,散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港口。结果在1260-91的短短三十年间,先后失去了阿斯卡隆、海法、凯撒利亚、提尔、西顿等古代商业重镇。最具规模的贝鲁特虽幸免于难,却不得不到环境恶劣的黎巴嫩山上重新建造。而且和更靠内陆的圣城耶路撒冷一样,禁止拥有拱卫自身的城墙。许多居民流离失所,正好被征调去幼发拉底河畔,沦为一些列驻军要塞的生产附庸。
海禁背景下 只有亚历山大和贝鲁特被允许开展外贸
这并不意味着开罗当局会放弃外贸。相反,历任马穆鲁克苏丹都深知做生意来钱快,很早就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那不勒斯和阿拉贡西班牙签订通商协议。但本着“利出一孔”原则,这些买卖往往需要限制于固定场所,非常类似于后来明清两朝的市舶司制度。譬如埃及本土的亚历山大港,以及搬迁后仍负有盛名的贝鲁特。前者背靠整个尼罗河流域与王朝京畿重地,即便遭到外海突袭也能很快恢复秩序。后者由于没有城墙,又孤悬于内陆荒漠地带,所以被海上入侵者夺取都难以长期据有。其次,还有尼罗河三角洲东侧的埃米尔塔,以及西奈半岛上的苏伊士等附属口岸。她们主要用于接待穆斯林的短距航行,不会对两大商业中心构成冲击。
造访大马士革的威尼斯使团
作为负面效应,马穆鲁克王朝的海军力量相对疲软,不利于进一步开疆拓土。当时,残存的十字军势力依然盘踞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不断对埃及至叙利亚南部水域发起进攻。他们劫掠过亚历山大,也短暂降服过贝鲁特,都给开罗方面造成严重困扰。稍后更是全力增援乞里西亚的亚美尼亚人,阻断这个穆斯林大帝国的北上通道。数位苏丹曾多次下令组建舰队,却多半会由于危机解除而中道崩殂。公元1426年,由于船舵产能严重不足,只能用尼罗河上的驳船运送部队出海。公元1444年,他们又为凑出85艘战舰而耗时过多,丧失对医院骑士团的突袭保密性。公元1514年,马穆鲁克人计划派战舰去印度增援穆斯林兄弟,却必须靠土耳其竞争者提供木材、武器和专业水手,乃至招募威尼斯和西班牙士兵助阵。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彻底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收入拱手相让于葡萄牙。
海禁严重削弱造船业 让马穆鲁克经常凑不出作战舰队
更为讽刺的是,原计划用于拱卫东部边界的要塞城市群,从未靠牺牲沿海的转移支付而发展起来。受限于叙利亚本地的商业凋敝和财政困境,既无法在15世纪阻挡中亚之王帖木儿,也没能在16世纪拦住攻灭自己的奥斯曼土耳其。可见海禁策略的短视性与危害性,几乎是为一时的谋利断送所有人的未来。
积贫积弱的马穆鲁克 最后亡于奥斯曼土耳其之手
来自爪哇的封港毁船计
爪哇的马塔兰苏丹国 同样搞过毁灭性海禁
有意思的是,不仅塞琉古、马穆鲁克这类陆上帝国有海禁案例,连身处南洋腹地的爪哇人都搞过封港与毁船。历史上,爪哇向来是海盗或群岛帝国的培养皿,也是相当发达的区域造船中心。其外溢人口的活动范围之广,不但辐射苏门答腊、马来亚、婆罗洲、苏拉威西和菲律宾,甚至会波及越南和广东。仅在相对繁华的北部沿岸,就坐落在万丹、德马克等贸易城邦。
马塔兰苏丹国 起源于爪哇的内陆山区
可惜,拥有如此纵深的硕大岛屿,同样会诞生大陆性强于海洋性的内陆势力。尤其是在16-17世纪之交,原本较为开化、文明的沿海区域,在葡萄牙与荷兰势力的连番打压下日渐式微。这让中部山区的马塔兰苏丹国获得机会,开始对富庶的邻居们施以逆向征服。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靠自己获得决定性胜利,而是借用西方人的军事行动搭便车。故而对暂时臣服的港口群缺乏控制,也容易因扭曲心态而表现的自惭形秽。
阿曼库拉特一世就对沿海的港口城市非常不满
公元1646年,臭名昭著的阿曼库拉特一世成为马塔兰国王。由于其父亲曾与荷兰人并肩作战,便允许东印度公司到内陆开设商站。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内陆国家被允许同其他外岛势力进行贸易,等于是将沿海的中间商们剔除出去。正因如此,这对土洋结合的联盟开始整顿岛内秩序,不断从两个方向上侵吞邻国的祖传领地。不仅容易招致强烈不满,还为日后的彻底翻脸埋下严重隐患。
阿曼库拉特二世 主要靠沿海城邦支持
公元1661-65年间,原为王位继承人的阿曼库拉特二世因身份受兄弟威胁,公开向自己的父亲发起叛乱。随即获得沿海各港口城市支持,瞬间具备同内陆派掰手腕的实力。阿曼库拉特一世自知很难搞定问题,将胜利希望完全寄托于荷兰人身上。于是,借助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实力,重新逼迫各城邦乖乖就范。五年后,类似危机又在东爪哇爆发。老国王仍旧面临儿子的挑衅,以及一众沿海势力的反攻倒算。甚至在最危机关头,连相对安全的都城都陷于敌手。最后还是要向荷兰人借兵,才勉为其难的稳住阵脚。
马塔兰苏丹国的扩张 离不开荷兰东印度公司帮忙
在此期间,阿曼库拉特一世对北部的港口城市恨之入骨,寄出毁灭性的海禁措施。其政策包括拆除定居点、早晨船只,以及长时间封闭港口,只为防止他们有能力参加叛乱。受此影响,爪哇本土的造船业一落千丈。曾让西方人赞叹不已的巨型迪昂帆船几乎销声匿迹,而有幸能坚守祖业的工匠纷纷转投东印度公司麾下。至此,荷兰人的巴达维亚成为全岛最大的商业中心,等于是借土人之手摧毁了本土竞争者。
传统的迪昂帆船 就是因为海禁而基本销声匿迹
不过,两位国王并不会为此有任何触动。毕竟,只要自己的独到地位能在内陆稳固,将港口全出卖给荷兰人都相当划算。尤其是阿曼库拉特二世,早先靠沿海城邦支持斗争,后来又与从事走私的叛乱者结盟。一旦轮到自己上位,便立刻捡起父亲的老战略,屁颠屁颠的同东印度公司结盟。所谓权力大于经济,在其身上表现的格外明显,余下的什么产业发展都不过是缥缈浮云。
荷兰人成为爪哇搞海禁政策的最大赢家
总结
海禁从不是中国历史的专属
显然,海禁政策从不是中国历史的专属。无论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还是中世纪的穆斯林霸主,亦或南洋的造船业中心,都可能基于特殊目的而出现趋同封禁。其中自有外来征服者的野心影响,也包括被动防御方的主动放弃。唯有不可动摇的权力贯穿始终,几乎凌驾于任何战略、利益和福祉。 唯一值得关心的是,没有任何区域的海禁策略能持之以恒,也不会有任何地方的封闭会获得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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