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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地 2024-01-25 11:37
历史上，玉器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跌宕起伏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儒家推崇美玉，孔子曰: “君主比德于玉焉”(《礼记·聘义》) ，儒学有意赋予美玉以深刻的内涵，特别是孔子关于玉有“十一德”的论述，更是将儒学与美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儒家思想的重塑，玉器已经脱离了祭祀崇拜的神秘象征，成为人格化的圣物，“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礼记》) 。玉器在儒学的推崇之下成为社会上人们争相佩戴、拥有的对象。另一方面，儒学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玉器的发展，在儒学得以发展的春秋，玉器的数量、品质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东汉末，由于玄学的兴起及统治者对儒学的冷淡，玉器的发展得以抑制，同样，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呈现全面衰退的局面，玉器的发展也受其影响变得缓慢，其精神内涵也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魏晋 玉螭纹佩 长5.5cm 宽5.1cm 厚0.5cm 故宫博物院藏
玉器被儒家推崇，儒学赋予了玉器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气质，特别是两汉王权对儒学的重视， 直接促使了玉器的空前发展，玉器的象征意蕴得以深化。玉器早就超越自然的本性，成为阶级、礼制、权利等的象征。玉器的这些象征性意蕴伴随着儒学的繁荣发展，更加深邃。而也正因此，玉器最终脱离了常态物件的功用，上升为瑞物，变得更加神秘和尊贵。但是，当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儒学及玉器的发展皆遭受创伤，玉器的象征意蕴因儒学的衰退首先蒙难，呈现出逐渐淡化的态势。

魏晋 玉双螭纹佩 长9.1cm 宽3.3cm 厚0.3cm 故宫博物院藏
玉器与儒学一经结缘，就被赋予了深邃的礼制 等级的内涵。《周礼· 春官· 大宗伯》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等规定。对王、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封国国君所用之玉作了严格区分。《礼记· 玉藻》也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配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玟而组绶 …… ”从诸多魏晋之前玉器的规格、玉质、工艺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不难发现这些玉器与墓葬的主人身份和地位是相符的，例如，中山靖王刘胜墓葬中出土的金缕玉衣，妇好墓出土的大批精湛玉器，显然只有身份显赫皇家贵族死后，才有贵重的玉器随葬。玉器经过儒学的重塑上升为区分社会等级的产物，俨然 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 玉凤纹佩 长9.6cm 宽3.9cm 厚0.4cm 故宫博物院藏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退，使得玄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而玄学崇尚“清谈”，为此，士大夫及贵族追求放达的人生，着力突破传统礼教等级的藩篱，最终导致礼仪玉器制作的减少。“由此，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不见，偶尔所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的旧玉，或是模仿品，没有创新。”可见，儒学的衰退，使得玉器的礼制等级之象征得以失落，且在渐渐淡化。

魏晋 玉梯形佩 长13.6cm 宽4.9cm 厚0.5cm 故宫博物院藏
在儒学的世界里，玉器成为道德教化的媒介，传承着道德伦理等思想。儒学有意识地将玉所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视为“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玉象征伦理道德观念中高尚的品德，儒家有“君子比德于玉”的用玉观。从此，玉成为封建社会人们道德规范的标准，又上升为儒学道德教化的工具。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使得“无”成为世人的信仰， 玄学大家王弼曾提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儒家“名教”亦本于“无为”，由此，“无为”则成为推行礼义之治的根本。王弼强调，“礼”的本体应是无为。无形无象，没有任何质的规定。可见，王弼对“礼” 的形式上给予了否定，视玉为君子之德的儒家教化思想，自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此外，嵇康、阮籍等人认为“名教不合自然”，认为“六经为荒秽”、“仁义为臭腐”，倡导“从欲为欢”。由此，玄学对人性欲求的主张，对儒学所提倡用以“比德”的玉器，必然是一种否定。因此，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退，玉器的道德教化之象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渐渐失落。

魏晋 玉螭纹韘形佩 长9cm 宽7cm 厚0.5cm 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退，玉器的政治权利之象征也遭受影响。典型的蕴含政治权利之象征的丧葬用玉，其神圣和神秘性在魏晋时遇到挑战。魏晋的最高统治者倡导薄葬，魏文帝于黄初三年( 公元222年) 作《终制》明文规定禁止沿用汉代玉衣。魏晋之时，丧葬用玉的明显减少，是对儒家所主张的玉器乃政治王权象征的绝对挑战。考古证明 : 魏晋时期，类似于汉代皇帝及高级贵族穿着的大件玉衣，则很难发现，连简陋成套的九塞玉，也难见得到。可见，随着儒学的衰退，玉器的政治王权之象征明显淡化。事实上，更具讽刺意味的 是，在儒家看来极其尊贵、代表威严的玉器，本应是人们敬畏、顶礼膜拜之瑞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却将其吞入腹中，玉器沦为世人的盘中餐。

魏晋 玉天马 高4.5cm 长7.8cm 宽2.7cm 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魏晋南北朝儒学的衰退，玉器的质与量亦呈现衰落的势态，究其原因则不难发现: 首先，玄学主张空谈性灵，追求飘逸人生，儒学的循规蹈矩在 它们看来似乎是一种迂腐。玄学对儒学的挑战与打击，导致了儒学的衰退，同时，在用玉理念上，玄学“无”的理念直接地影响着玉器的发展。其次，封建王权执政者对儒学的淡化以及禁止玉葬法令的颁布，也是其主要原因。再加上佛教与道教的兴起，呈现出与儒学相争之态，亦影响了玉器的发展。

魏晋 螭形玉佩 天津博物馆藏
特别是道教信奉老庄之学，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玉器恰恰在此时被人们视为盘中餐，食玉成为一时之风气。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经济的萧条等也皆是导致玉器衰势的原因。但是，儒学的衰退从内核上削弱了玉器发展的精神支撑，从精神意蕴上对玉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使得玉器之魂魄渐渐失去了神圣、尊贵的光彩。自此，数量与品质的衰落亦变得十分必然。

东晋 叶腊石猪形手握 南京博物院藏
儒学重视玉器的使用，强调玉器的礼制和丧葬规格，玉器的使用自春秋起逐步增多，到两汉时达到空前。但魏晋之时，儒学的衰退严重地影响着玉器在礼制及丧葬上的使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制约了玉器的发展。因此，玉器总体面貌，表现为仅是汉代玉器的延续，总量大减，且少有创新品类出现，甚至‘真玉’作品相对有减，代之以滑石、绿松石、青金石等的雕刻。这些都表现出此时期属于玉器发展史上的低潮期。
这一时期，玉器生产数量锐减，从考古发掘来看，自魏晋到唐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很少，器件体积又小，大型玉礼器和成组玉配饰几乎没有发现。事实上，儒学衰退从根本上削弱了对礼制玉器和丧葬用玉的需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生产数量呈现急剧下降的趋势。随着儒学的衰退，玉器品质也逐渐衰落，原来儒家思想所强调的用玉的礼制规格及品质的追求也得以改变，此时的玉器大多器型简单，装饰朴素， 其品质较之两汉呈现明显的下降。考古发现，即便是“丧葬玉还在使用的玉蝉与玉猪，也失去了昔日的荣耀，形态摹仿汉代，材质及雕工已大打折扣，总体印象是玉质劣、形象差、刀工粗。其时已发现了用滑石猪替代玉猪丧葬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装饰玉的带钩、心形佩等均继承前代，但工艺水平大为逊色。

魏晋南北朝 玉螭纹韘形佩 长7.3cm 宽5.5cm 厚0.8cm 故宫博物院藏
儒学的衰退、瑞兽的出现及食玉现象的发生给魏晋南北朝社会带来了自由宽松的环境。人们的思想逃脱了儒学礼教的捆绑，变得更加活跃。这极大地影响了玉器的设计，使其造型上变得更加飘逸与自然。同时，脱离了儒学道德说教的严格控制，玉器设计者们的想象得以充分发挥，他们天马行空，使得玉器的造型设计涌现了一大批玉瑞兽。

魏晋 玉辟邪 高3cm 宽4.3cm 长11cm 故宫博物院藏
“玉瑞兽的风格气韵，表现了人们的精神趣味之所 恋: 魏晋崇儒道，精神武勇，盖由北魏玉兽客观之; 南朝尚老庄，并求清淡优柔。但大型石兽，却是骏逸中显豪壮，另有一番情趣。” 此外，儒学的衰退，使得原本被认为神圣的玉器，转变为人们的“盘中餐”，呈现了食玉的怪癖。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神仙思想和道教炼丹术的影响之下，吃玉到了疯狂的地步，“玉亦仙药，但难得耳。”( 晋代· 葛洪《抱朴子内篇》) “服玉者寿如玉也”( 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 由此，儒学鼓吹的玉器之礼制观念，道德之化身，随着儒学的衰退也消失殆尽。“从而使历代无数珍贵的古玉这样的被损毁，消失在愚昧者嘴里。”

魏晋 玉辟邪 高8.1cm 宽4.5cm 长13.1cm 故宫博物院藏
此时，人们似乎更多地从世俗的角度去解读玉器，赋予其更多的生活气息。考古证明，魏晋南北朝末期，玉器的造型设计已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多为用具、配饰、带饰，写实慢慢成为其典型的艺术特点。实际上，魏晋南北朝玉器，有所创新并打上时代特点的，要推日用玉和装饰玉。玉器发展的转向是历史之必然。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退，玉器发展路径向，其迈往日用，回归自然、走向人间。同时，不可否认，儒学的衰退，从意识形态上给予玉器以宽松的环境，最终为玉器实现发展路径的转向提供了条件。儒学的衰退促使了玉器向生活世俗的发展，也为玉器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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