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3-12-27 16:07 |
|
文博时空 作者 安富建1920 年 6 月 4 日（民国九年），在今甘肃庆阳市华池县上里塬幸家沟的小山村里，法国考古学家桑志华发现了一块石核，外形似一把锥状手斧，有明显的人工打砸的痕迹。这成为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埋在距地面 7 米多的黄土里，距今约 1.8 万年。 两个月后，在幸家沟相距 18 公里的赵家岔，桑志华又发现两枚石英岩石片。这是两件刮削器，距今约 10 万年。在华池县 86 天的考古发掘中，桑志华还发现了多个距今约 600 万年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系列重大发现一经问世，受到海内外瞩目。 第一件旧石器的发现，推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 考古的大门，打破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北方不可能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存在”这一论断（李希霍芬以发现“丝绸之路”而蜚声中外）。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穆将这一发现，写进民国课本《国史大纲》的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古史从这里写起。  整整 100 年之后，甘肃庆阳再次有重大考古发现： 2021 年 6 月开启的南佐遗址新阶段发掘中，挖出了一个古国级区域文明中心。 距今 5100 年至 4700 年的南佐遗址，占地约 600 万平方米，是 5000 年前黄河流域最大的都邑性遗址，也是商代以前黄河流域面积最大的聚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评价：“遗址总体规模、核心区面积、房子体量之大，均前所未有。” 2021-2022 年度南佐考古发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认为，南佐遗址可以和与同时代、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相提并论。 ——南佐遗址新一轮发掘，考古专家们又有哪些新发现出炉？ ——放在 5000 年历史长河的时间轴，以及“古国”林立的空间坐标系里，应如何看待南佐诸多的“史无前例”？ ——从“第一件旧石器”到“南佐古国”，穿越百年，横跨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为什么地处偏远西北的这片黄土地，一次次出人意料地将世界的焦点拉回中国古史？这里到底蕴藏着多少“未解之谜”？  文博时空邀请韩建业教授，以文明发现第一现场见证人的身份，还原一个藏在考古专业术语之下，细节饱满、鲜活生动的“南佐古国”，并一一解读如下话题： ——南佐人独创发明、超高水平的制陶工艺； ——动员黄土高原古国之力兴修的水利工程； ——沟壑纵横的陇东高原和曾经水草丰美之地的古今之变； ——从陇东到陕北，延续五千年不灭的文明之火。 五千年闪光的“白色国度” 5000 年前，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到南佐，“他们一定会被无处不在的白色所震撼”。 如果说紫禁城的“主题色”是红色，那么南佐就是白色。 南佐，一个“白色国度”。 所有建筑都被涂上了白色：“宫城”城墙，城内的宫殿的内外墙壁、地面，殿外的散水台，火坛、火塘。 “这是空前绝后的。”韩建业说，“南佐遗址有着最早大规模使用，而且保存最完好‘白灰面’的建筑遗存。”  白色会给空间提供充足光线，有光亮洁净的美感。整个建筑会蒙上了一层耀眼的闪光层。除了美观，洁净的白灰有杀菌作用，干净卫生，防潮。主殿房屋的表面有六层白灰，说明“至少装修过六次”。 用白灰刷房子的做法最早出现在西方，大约 9000 年前。古代中国大约 5000 年前也开始使用白灰，但是没有一个像南佐这么大的规模。此后，白灰面建筑在北方地区长期流行，商代以后逐渐衰落。 感受完宏伟的白色建筑，继续欣赏南佐“白系列”的器物。这里有大量白陶（白陶簋、白衣陶簋）和饰以白色堆纹的陶罐。  “白陶，可以视为南佐的发明创造。”韩建业说，“中国最早白陶出现在 7500 年前的高庙文化（今湖南）。南佐白陶和它们没有直接关系，也比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白陶略早。” 烧制白陶，需要高岭土和瓷石，它们的产地应当均不在黄土高原。其中，瓷石主要在南方，今江西、湖南等地；不仅如此，南佐一些带“圈足”的白陶簋的器形，和当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的近似。不过，屈家岭文化并不制作白陶。  这意味着，白陶制作的原材料是外来的，而外观造型的设计也借鉴了外地陶器。最后，南佐人发挥他们所掌握的核心烧造技术，制作出了超薄白陶，最薄处的厚度仅有 1 毫米。能够进行远距离交流，获取外地物产、吸纳文明成果，保障祭祀陶器用品的供应，南佐人可能拥有一个国家控制下的贸易网。 白泥附加堆纹陶罐，在同时代遗址中较为少见，但是南佐一次性出土了 300 多件。  白陶，尚不足以反映南佐区域文明之兴盛。 按照考古学年代分期，南佐属于仰韶文化晚期。仰韶文化是史前中国最发达、持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下承龙山文化以及有史书记载的“夏商周”。因为以彩色花纹装饰知名，仰韶文化曾被认为是一种“彩陶文化”。 按照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的归纳，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包括五种：罐、瓶、钵、盆、瓮。当时，渭河流域的陶器外形基本类似。南佐陶器的大部分形式，双腹盆、小口尖底瓶、平底瓶、罐等，在今陕西、甘肃、宁夏一代也普遍存在。  南佐发现的大小不一的各类型陶器多达数百件，以南佐遗址出土的“罐”和“瓶”为例，来看看南佐陶器之美。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特大号的彩陶罐，前所未见。 特大号彩陶罐，高近 70 厘米，一个中学生书桌的高度。腹径达 78 厘米，口沿直径 73 厘米。 在罐子的腹部，有一圈 7 个单元的旋转状态的黑色纹饰，每个中心是一个圆形。每个圆形边缘有四个半圆形的图案。整齐划一，S 形曲线极富韵律。 这种图案是南佐的主体纹饰，“里面应该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思想”，韩建业说。 这种复杂纹饰基本不见于马家窑文化彩陶。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彩陶，以马家窑文化最负盛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化品味上，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都绝无仅有，被认为是世界彩陶文化的最高成就。 南佐（距今约 5100～4700 年）偏晚阶段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距今约 4800～4500 年）年代差不多，两者时间上有部分重合，且文化同出一脉。马家窑类型分布的地理位置更偏西（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的甘肃中西部、青海、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一带）。不过，相比南佐，马家窑类型的人群等级分化、社会复杂程度较低，未能形成南佐这种“都邑级”的聚落中心。  在祭祀区，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套的九个彩陶瓶，高度大约 50 到 60 厘米，应该是成系列的礼器。  当这些大大小小的彩陶器陈列在眼前，欣赏者会发现它们均带有玻璃光泽。 玻璃光泽，或许与陶器烧造温度有关。 “现在发现的所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当中，南佐的温度整体上是最高的。”韩建业说。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验室检测，南佐大部分陶器烧的温度在 1000℃以上，最高达到了 1116℃。与之相比，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 700-900℃，马家窑陶器的烧成温度在 900～1050℃。  下一步，考古人员会继续发掘陶窑，看看它的结构，以研究这样高超的制陶技术是如何出现的。 无论在形制大小、功能构造、外观设计上，南佐陶器均表现出先进性。 “南佐人的制陶工艺，达到了同时期的最高水平。”韩建业说，“我们认定南佐达到国家程度，不仅仅是看遗址面积大小，还得看它多方位的领先水平。” 大兴水利、大规模城邑的背后实力 还原“南佐古国”，它所辖人口以及统治范围，引发不少人浮想联翩。 人口、面积，向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占有人口的多少，决定了国家动员能力。 南佐遗址的人口有多少？ 遗存的建筑提供了一个思路。建筑需要人力来修。一般来说，古代建筑越大，需要的人越多。韩建业对建筑遗存作了估算，最主要是核心区夯土处理的两圈大型环壕（即水渠）。   得益于取之不竭的黄土，南佐将夯土技术应用到几乎每一处建筑，“这是前所未见的，甚至核心区环壕的两侧壁和底部都是夯土”，韩建业说。 南佐核心区有两重环壕，也就是两重的大水渠，总长度至少 5000 米（遗址最外围是否还有一重环壕，仍然待下一步考古确认）。跑完这 5000 米，一个人最快需要花费 12 分 37 秒——田径男子 5000 米的世界纪录。  总长 5000 米的环壕，宽度达到 20 米（接近六层楼的高度），深度大约 10 米，壕沟两壁和底部有数米厚的夯土加固。放在 5000 年前，这是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估算两重环壕工程的总土方量大约 75 万立方米，若两个人一天完成 1 立方米土的工作量（挖土、夯土），那么需要 5000 人耗费大约 1 年时间。”韩建业说。 在 600 万平方米的南佐城内，最主要的大型建筑，除了两重的环壕，还有“宫城”、“主殿”、“九台”、“居民小区”等城邑功能区。 那么，建造这些核心大型建筑，加上后勤保障、交通运输等所花费的时间需要多少？ “我认为它们的主体部分是短时间内经过统一规划建起来的。若按 5000 人参与建造计算，整体可能需要 2～4 年才能完工。”韩建业说。 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最大区别是超出想象的、超高的社会动员成本。历史学家葛剑雄曾计算过大兴土木的秦朝曾征发民夫的人数：以 4000 万人口计，额外征发与专门运送粮食的人一度高达二千万左右，即总人口的 50％。 若要动员 5000 人参与这个浩大项目，“南佐古国”如果每户出1个劳动力，就是 5000 人。保守估计，南佐都邑（“南佐聚落”）应该生活着大约 1～2 万人。  这可以和同时代的大型聚落作个对比：良渚古城的人口，有专家估算约 2 万人左右；西亚苏美尔人建立的乌鲁克城（乌鲁克遗址，距今约 5500～4900 年，250-435 万平方米），鼎盛时期人口高达 4～5 万。乌鲁克城拥有更高的城市人口密度，而南佐更多人应当生活在农村。  众多人口的聚集，形成了南佐都邑庞大的面积。 600 多万平方米的南佐都邑，相当于八个故宫的占地面积。  30 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和良渚古城遗址中心的莫角山台城一样大。 核心区内的“宫城”等，被九个对称分布的土台（“九台”）三面包围，每个高台边长约 40 米（北边圆台更大），占地面积约 1600 平方米。  3600 多平方米的“宫城”，相当于 8.5 个篮球场，坐落在核心区内中北部。 宫城，以长方形的夯土“宫墙”围起来，宫城外环有壕沟（“护城河”），总面积上万平方米。布局典雅规整，被誉为最早的“紫禁城”，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布局最严整的“宫城”结构，中轴对称格局开历史先河。  在宫城内，有中央大殿（“主殿”）、东西侧殿，祭祀区等，供南佐贵族统治者居住、办公。 720 多平方米的“主殿”，东西长约 18 米、南北长约 35 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单体建筑”。  面对这个 7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首先会产生一个疑问，南佐人如何完成它的承重？从“主殿”建筑分布可以看出，前厅、殿堂之间有一道厚度达 2.6 米的夯土隔墙区分；在后堂，有两个 1.7 米直径的大顶梁柱，前厅有三排柱子支撑。 出人意料的是，“主殿”内有一个直径达 3.2 米的大火坛，应该是用作祭坛。大火坛让建筑蒙上一层远古宗教的神秘气质。 在宫城内，和主殿比邻的还有最为重要的一个功能区：祭祀区。 在大约 70 平米的空间内，考古人员发现数以百万粒计、重达两三百公斤火烧过的稻谷（“燎祭”，一种祭祀形式）遗存。莫不要说西北地区，即便在中原地区，也没有这种情况。一般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数千颗、过万颗已经是罕见之极了。  带有宗庙性质的祭祀区，具象实体化了南佐人“敬天法祖”意识。有宗庙的国家中心为“都”，没有叫“邑”，所谓“都邑”，就是国都。 600 万、30 万、3600、720……这些关键数字，一层层将“南佐都邑”剥开，摊出了一张平面卷轴图。 换个角度看，南佐遗址也是“立体”的。“主殿”夯土墙壁，加上夯土地基在内，至今仍然残高有两米多。这意味着在修筑“宫城”之前，南佐人很可能先向下挖出了一个大坑——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大坑，在里边打夯土、修房子，类似于近现代“地坑院”的建筑方式。  五千年前，原野上走来的人们，首先会远远望见九个高耸的台子。走过九台，一座夯土城映入眼帘。  在九台之下，存在“祭祀坑”。这是又一重大发现，也是南佐人留下的一大未解之谜。外界一般熟悉的祭祀坑来自三星堆遗址，三星堆人将象牙、青铜器等砸碎埋入地下，背后原因至今难解。 “九台”和环壕构筑的一道“屏障”，以区别人群的内外、高下，将南佐人群分出阶层。在“九台”外，密集分布着居住生活区，供级别更低的人居住，每个小区面积有数万平方米。这些窑洞式的民居建筑，地面和火塘也饰以白灰面。 600 万平方米，仅仅是南佐都邑的面积。整个“南佐古国”面积多大？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修建如此体量的建筑群，光靠南佐都邑的人肯定不够。”韩建业称。南佐首领应当统辖着周围大量的人群。若南佐工程建设需要动员 5000 人，每户出 1 个劳动力，一个村子以 50 户人计，那么，就需要 100 个村子，也就是至少 100 个小型聚落。 韩建业认为，“南佐人的统治范围（南佐古国），可能覆盖了今天黄土高原的大部。统治人口数以万计。”   南佐遗址在董志塬上，今天的董志塬比较缺水，河流都流淌在底部沟壑。南佐遗址以西 8 公里的蒲河上，有一座水坝是西峰城区唯一饮用水源。5000 年前的南佐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这里或许是一片水草丰美之地。 南佐核心区环壕也是一项重要水利工程。在内环壕的沟壁和底部，南佐人夯筑有 2~4 米厚的坚硬的护壁结构，也就是人工河道，以防流水的侵蚀和渗漏。考古人员已经在环壕底部发现了淤泥等流水存在过的痕迹。 “南佐的两重环壕，加上周围众多中小环壕水渠，如果只靠降雨，里边恐怕难以形成长期流水。因此，5000 年前，南佐遗址附近可能有比较大的湖泊，和环壕相连。这些湖泊在哪儿，湖泊是人工开挖，还是自然形成？仍然不知道。我们有些线索，尚需进一步开展环境考古工作研究。”韩建业指出。 南佐遗址俯瞰 湖泊的存在，也为数百万粒出土的水稻来源，提供了新的解读空间——当地曾经或许有种植水稻的条件。  古今之变：5000 年前文明中心，迟到的“惊世”古国？ 如此重要的一个古文明遗址，为什么才被世界知晓？ 今天，庆阳市 GDP 在甘肃省排第二。2022 年，庆阳市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000 亿元，成为除省会兰州之外的第一个千亿级市州。与此同时，2020 年 12 月，庆阳市才结束了不通火车的历史。 实际上，陇东高原仍然发展滞后，石油资源开采业撑起经济增长。沟壑纵横的地貌带来交通不便，放缓了庆阳现代化的步伐，边缘化了它的存在。 而就在这片黄土下，五千年前的“南佐古国”，却呈现出罕见的远古辉煌。 南佐遗址，位于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是黄土高原三大残原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庆阳市中南部，地处泾河之北，最大支流马莲河和蒲河两大河流之间。  今天若从上空俯瞰，南佐遗址的中心、“九台”的中心被“剌开了一道口子”——一条大沟横亘中央，直冲“宫城”而去。  这条大沟的最初形成，和南佐人的活动有关。 在周围大沟的断面上，有很多带有白灰面的建筑或陶片等遗存。根据周围的一些发现，韩建业推断，中央有一条凹陷下去的人工通道，“中央大道”。 九台和“中央大道”，各有一条台阶式通道相连，在中央汇合形成庞大的中轴对称格局（考古人员在有些台子内侧勘探出近百米的台阶式道路）。  大沟周围是九个大土堆。六七十年代的卫星地图上，九个高台仍然清晰可见。由于水土流失和盖房等原因，横跨大沟的九台，甚至有的大部分垮塌到大沟里，如今仅有四五个保留。保存较好的“西3台”残高还有 5~7 米，地面部分可见 2~3 米。  如果不能及时保护，假以时日，九台都会消失无踪。 一条刀疤样的裂口，周围围着九个大土堆。几千年来，南佐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此前，1984～1996 年，南佐遗址已经有过 6 次发掘，只是并未引起大家特别的关注。 但考古界泰斗级的考古学家严文明，一直在心心念念。 “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曾多次向我们提过。他说，南佐非常重要。”韩建业说。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 考古学科体系的创建者，提出中华文明的“重瓣花朵”格局理论。他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主要创办者之一苏秉琦先生的弟子。  严文明早已很关注南佐。在 2019 年完稿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他有这样一段话：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显然也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我早就知道这个发现，后来从所里发掘档案中进行了核实。我想这项工作以后还是要做的，不能不了了之。像（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南佐那样高等级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还没有见到，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2023 年 7 月，距离 1957 年首次调查发现之后数十年，南佐遗址的第一个考古发掘简报终于面世，发表于《考古》杂志。 这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被推到了世人眼前，南佐和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也终于弄明白了。 这里摘引一些考古界权威学者的相关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星灿：南佐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陇东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的看法，同时对了解陇东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南佐遗址非常罕见，刷新了我们对仰韶文化的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从南佐遗址与此前在甘肃省天水市发现的另一史前遗址大地湾遗址来看，目前仰韶晚期发现的重要遗址大多位于甘肃东部，这充分证明了该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位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就目前所知的一些线索，南佐遗址将来会是一个世界遗产级别的遗址。 （以上观点来自国家文物局举办的 2021 年第四季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 如上所称，在泛陇东地区，上一次受到考古界如此瞩目的是 1978 年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大地湾遗址的首次发掘。大地湾遗址也有一座“殿堂式”建筑出土。 “有了南佐，甘肃东部地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现在知道了，甘肃东部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韩建业说。  5000 年前南佐的昌盛，并非“一枝独秀”。按照学者苏秉琦、严文明对中国早期国家演进提出的“古国-方国/王国-帝国”分期。 包括南佐人，整个古中国大地已进入“古国时代”。  韩建业认为，在黄河流域至少有三大古国并行存在过一段时间，分别是以南佐遗址为中心的“陇山古国”、河南三门峡一代“崤山古国”、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在长江流域，还有“良渚古国”等。  它们彼此互不统属却有远距离交流。 “南佐出土了珍贵的绿松石，猜测可能来自长江中游地区。大量涂抹在石骨簇、陶器上的朱砂，也不是黄土高原本地产。”韩建业说。  在这个过程中，南佐都邑经历了一次格局重大调整。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之前，“南佐人有计划地将宫城区大部分建筑夯填起来，这也是遗址建筑保存很好的原因”，韩建业说。 “宫城”高达数千平方米的旧址经夯填后，上边出现了新建筑。如前所述，南佐人在修建“宫城”前，先挖出了数千平方米的大坑。这个大坑被夯填了起来。只有大约 70 平米的“祭祀区”空间，继续被沿用。正是在这里，考古人员出土了大量水稻、陶器。  遗憾的是，南佐晚期的建筑遗存暴露在地表，历经 5000 年破坏，布局结构已经不清晰了，“至于南佐人晚期的重建计划，相比了之前规模是扩大了，还是收缩了，为什么弃旧用新？这是一个谜”，韩建业说。 从出土的陶片来判断，从仰韶文化中期（或者说，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这里已经有人在生活了——也就是早于南佐形成“都邑”前。 谁修建了“南佐都邑”，又留下了南佐遗址内的众多遗物？ 韩建业说，“修建南佐都邑的人群，大部分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迁来的”。 如今，可以借助古遗迹想象南佐的辉煌。一段五千年前文明之旅的故事，也要在此写下一个休止符。  南佐人从其他地方迁来，在这里生活了可能数百年之久，又迁走了。 “约距今 4700 多年南佐真正废弃之后，南佐人可能迁到了其他地方。”韩建业推测，“南佐上层统治者们可能去了陕北。陕北那边在庙底沟二期前夕，突然出现了很多遗址。有些遗址面积很大，进入庙底沟二期后出现了许多石城。” 提到陕北，很多人会想到芦山峁和石峁遗址。芦山峁遗址距今约 4400 年至 4200 年，石峁遗址距今约 4300 年至 3800 年，和南佐遗址的年代相隔数百年，“它们是一个文化传统，但没有直接联系”。 上层统治者离开了南佐，南佐文化影响力的“遗产”，仍然留在陇东高原。当地出现的庙底沟二期-常山下层文化（或者称之为“仰韶文化的常山类型”，距今 4700-4500 年），与南佐一脉相承。  庆阳市镇原县的老虎嘴遗址，有城墙和最早的下水道陶水管出土，距今约 4700 年。老虎嘴遗址先后出土陶水管共 37 节，可节节套扣。“这里也是一个聚落中心，可能存在宫殿式建筑。”韩建业说。  世界重新认识了南佐。华夏五千年文明演进的叙事版图，纳入了地处西北的南佐，与东南良渚遥相呼应。 众多发明创造，广泛的远距离交流，五千年前陇东高原率先进入早期国家之列。目前的发现还很有限，除了“宫城区”、“九台区”之外，手工作坊区等重要社会生活的功能区还未明确发现。南佐仍然留给世人太多疑问，现代人尚未完全走进南佐人的精神世界。南佐人和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部族又有何关系？黄土高原之巅，五千年的文明之旅，或许方才启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