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人地 | 2023-07-04 09:03 |
6月14日，画坛传出噩耗，著名画家黄永玉逝世，享年99岁。他的儿子黄黑蛮在朋友圈发布讣告： 并附上了遗嘱执行人及遗产管理人、律师陈汉的声明：  从律师声明透露出的信息看，黄永玉在两年前就已经着手身后事，而正因为他无论在遗嘱中还是在生前采访中都反复强调过“死后不办葬礼，不立墓碑，骨灰化作肥料”等等，这种对于死亡的超然态度让他的去世少了一些悲怆，多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事实上，黄永玉到了晚年，对于死亡的议题进行过反复思考。他很著名的一则轶事就是那篇《我对死的几个方案》，嬉笑怒骂，举重若轻，从侧面反应出这位总是不按套路出牌的艺术家的天真秉性。   黄永玉在世99年，生前的挚交好友们几乎全都不在人间了，所以他的去世，除了很多媒体基于他的传奇故事而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并没有太多亲属或好友发表看法，儿子女儿也一概不接受采访。 娱乐圈里，成龙表达了悼念，因为十一年前黄永玉曾经给他题过片头字幕。   ▲2012年成龙导演的电影《十二生肖》，片头由黄永玉题字。 而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黄永玉还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网暴”。 起因就是去年他为中国邮政画了“癸卯年”特种邮票，一共两枚，其中一枚叫“同圆共生”，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寓意奔腾不息。   出事是另一枚“癸卯寄福”。画中的蓝兔子右手执笔、左手持信，中国邮政这样解释这枚邮票： 蓝兔即“蓝图”，象征新的一年要有美好的蓝图。中国邮政希望大家通过这只“童稚、热烈、奔放、自由”的卯兔，“感受到潇洒、喜悦与幸福。”  然而那时正值疫情，广大网友觉得这个兔子的画风太过诡异，“像地府判官”、“不吉利”，接受度不高，对于黄永玉的创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大家关于兔子的美丑与否，争辩不休，事情也发酵许久。  其实了解黄永玉的人会知道，他这一生挚爱画动物，也画过太多兔子了，黄永玉生平最讨厌重复自己，因此他笔下的兔子从传统可爱到诡异戏谑，各种风格都有。 到了创作晚期，黄永玉尤其擅长在画中添入解构式的讽刺意味，比如“我不吃窝边草，吃什么？”“月亮上面造假药最保险”“三窟哪里敢想，一窟已属不易”等等，所以晚年的兔子作品逐渐走向荒诞抽象风格。  ▲黄永玉创作的各种兔子形象和历年其他设计师设计的兔年邮票。 也画过更诡异的兔子，“兔子不吃人，吃像（相）难看”：  没想到，这枚蓝兔子风波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次引发全民大讨论的事件，毁誉交加中老人远行，为本就传奇的人生再加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声。  ▲黄永玉95岁时吃了一只“半人多高”的龙虾，拍照留念。 很多人形容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名士”，这个结论基于他的艺术成就，更基于他经历了中国最特别的、最复杂的历史时期，个人的经历丰富无比，他自己晚年的最后几年则着力于《无忧河上的浪荡汉子》的创作，是名士还是浪荡汉子，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个性和他的画作一样，从不循规蹈矩，就像你永远猜不到他笔落何处。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黄永玉的生平，以及他所在的金粉银沙的名利场往事。   复杂的人生经历 黄永玉的人生经历极其丰富，一生辗转栖身于不同城市，见证了历史与时代的更迭。 他1924年出生于湖南凤凰一个先锋家庭，虽然整个湘西都传统老旧、经济不发达，但凤凰确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小城，据黄永玉回忆，“这里好看东西实在太多了：大傀儡戏、傩园戏、划龙船、重阳登高、元宵舞狮、清明挂坟、放风筝……” 黄永玉家境优渥，父母均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男校校长，母亲是女校校长。  ▲黄永玉和父亲。 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蕙都毕业于湖南省高师，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 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杨光蕙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这位早在1923年就参加了共产 党的女教育工作者，当年还以凤凰县宣传部长的身份带领民众砸过庙里的菩萨。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多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7期《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永玉和母亲。 黄永玉在家排行老大，他天生的艺术敏锐度和洒脱的性格大概来源于父母遗传，另据报道： 母亲是学音乐美术出身，在学校里，她第一个剪短发、第一个穿短裙，还号召学生也这么做。她教学生跳新式舞蹈，因此还就是否有伤风化问题与县里的行政长官发生过多次激烈辩论，最后以胜利告终。 父亲酷爱音乐，拉得一手极复杂的大和弦风琴，他的风琴也是县里唯一的新生事物。 香港媒体在九十年代拍了纪录片，探访了黄永玉的凤凰老家，家中挂着爸爸的画作，虽然和黄永玉的风格并不一样，但绘画基础显然是有所遗传的。 一个号召女同学剪短发、穿短裙的妈妈，一个会拉风琴、会画画的爸爸，可见黄永玉出生在一个多么具有先锋思想的家庭。  黄永玉的安逸童年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抗战爆发，百姓颠沛流离生活困苦，父母的学校当然也渐渐办不下去，家道中落。父母无力抚养儿子，便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毓熙。  ▲黄永玉和弟弟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六人，照片所示的时间可能还有弟弟没有出生。  ▲由于黄永玉12岁就离家，后来又颠沛流离，他的几个弟弟在前半辈子几乎都没怎么见过这位哥哥，与他很疏远。  ▲初到厦门集美中学时的黄永玉。 黄永玉幼时调皮顽劣，在集美中学一而再、再而三地留级，最终辍学，黄永玉自嘲“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49、50、51、52组，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 但那时的他也偶然间找到了一把开启命运之门的钥匙，就是木刻。 1930年代，由鲁迅宣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盛起，因为集美中学有着庞大而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少年黄永玉就学习了木刻家野夫的《怎样研究木刻》一书，开启了自己的版画自学、创作之路，到了14岁就已基本学成。  ▲郑野夫(1909-1973)，原名郑育英(毓英)，毕业于上海美专，30年代初以EF（野夫）为笔名开始创作。他是直接受到鲁迅指导的木刻家，早年的作品多用于抗战宣传，是著名的左翼美术家。  ▲2015年浙江美术馆举办《榛莽之行：野夫木刻纪念展》。 15岁，因为受到学校处分，黄永玉赌气离开集美中学，开始流浪。这段苦不堪言的岁月后来在他的讲述里反而变成了云游四方的传奇经历，蒙上了神秘传奇色彩，成为他由草根到大师中最引人注目的经历，比如他做过瓷器小工、战地服务员、学校教员等等。 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16岁时在泉州和弘一法师的邂逅： 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 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 ——《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7期《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黄永玉的人生从1942年开始迎来灿烂，首先是爱情的丰收，那时他18岁，流浪至江西，就职于江西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认识了将军之女张梅溪。关于黄永玉和张梅溪，以及他们子女的故事我们稍后说。   黄永玉和张梅溪结婚的当年，命运就迎来了转机。1946年，22岁的黄永玉来到当时的艺术先锋之地上海，在那里，他开启了事业。 黄永玉凭借版画功夫，加入上海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并担任理事，其作品数次参加了中华全国木刻展。 当时的上海美术界已经群英荟萃，西洋画、国画、漫画等等都已成系统，但唯独木刻版画由于做工辛苦、稿费也低，从事的人少，黄永玉是其中最勤力的一个人。  随著知名度升高，也由于他的表叔沈从文的介绍（关于他和沈从文的事我们下篇再说），越来越多的文学家邀请黄永玉为其小说或诗歌创作木刻插图。 包括沈从文最著名的小说《边城》，以及为“九叶诗派”女诗人陈敬容诗歌《逻辑病者的春天》作同名木刻，还有汪曾祺的作品封面等等。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翠翠与爷爷》。  ▲1947年黄永玉为《边城》创作的版画《花环》。  ▲黄永玉为汪曾祺创作的版画封面。 然而，时代又一次推着黄永玉进入未知的旅程，1948年，解放前夕，局势动荡，一大批左翼进步艺术家被迫离开，黄永玉携妻子去往香港。 当时的香港，“收留”了一大批从上海来的艺术家，因此那里也成为某种“世外桃源”般的艺术聚集地。 张梅溪很快找到了工作，在某所中学任教，而黄永玉则进入《大公报》，担任美术编辑，主要为新闻报道做插画，偶尔也救场式地写些文章，和金庸成为同事。 也是在《大公报》期间，黄永玉得到梁羽生的评价：“金庸是大侠，黄永玉当为怪侠”。此后，“怪侠”这个名号一度跟随他许久。  ▲1951年黄永玉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举办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个人画展。  ▲黄永玉、金庸和罗孚夫妇1993年再相逢。   ▲2012年《大公报》110周年报庆时，黄永玉画了一幅《彩荷图》相赠，并称自己是“大公报的小兵丁”。 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忙碌、贫穷而有趣，“住在九龙荔枝角。其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乔冠华、胡风、臧克家等人都是常客。”他也曾在回忆录里写，那时候“欢乐的贫穷是美事。”     ▲当年黄永玉租住的房子。图源水印。 勤奋高产的黄永玉常常要写稿救场，也锻炼了自己的十八般武艺，他后来开始从事写作，也依赖于当时的写稿经验。“有时周末编辑打电话，说你赶快来，一个字也没有了。我就坐在咖啡屋里开始写文章，整版4000多字，我这边写，排字房就在那等，写一张排一张。” 1952年黄永玉还曾以“黄笛”为笔名，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儿女经》，在香港票房大获成功。  虽然在香港生活的时间很短，但这段日子大概是黄永玉和妻子张梅溪一生中最活跃的时光，那时夫妻二人都正值盛年，儿子刚刚降生，家庭幸福。 1953年，在表叔沈从文的建议下，黄永玉决定离开香港回到北京。 关于这个再次影响了命运的重大决定，黄永玉说最主要是因为“当时香港的治安太差，警察贪腐，社会风气令人看不惯”，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生存的考虑。 当时他在香港只是一个报纸的小编辑，工作量大，整日劳碌卖命，工资也不高，且香港偏安一隅，更重商业，人们对艺术为何物并无太大兴趣，有所谓“艺术荒漠”之称； 而北京刚刚解放，急需人才，又是首都，再加上沈从文许诺他可以做“中央美院的教授”，一边是贫苦小编辑，一边是名校教授，任谁都会选回京，因此黄永玉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了北京，在中央美院版画系，由讲师做起，后来成为副教授、教授。  ▲沈从文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从文虽是黄永玉的表叔，但这层亲戚关系其实并不近，更多的是同乡、宗族之谊，因为沈从文也来自湖南凤凰。黄永玉在上海的成名得益于沈从文的提携，所以对沈从文的建议一向很重视。1948年沈从文受到郭沫若的批判，宣布封笔，在游说黄永玉回北京的50年代，沈从文处于相当沉寂的人生阶段，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图为1950年二人摄于北大教授宿舍楼前。 回来最初的时光是很美好的，他们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内。大雅宝胡同甲2号（如今的门牌是大雅宝胡同5号）从1946年开始就是北平艺专的教师宿舍，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继续作为美院的宿舍而存在。 刚回北京时感觉非常生疏，不熟悉。我什么都尊敬，什么都听话。 美术学院有很多派——有延安来的，有北京市的，还有华北大学，也就是当年的华大。我呢，就是一个人，哪派都不是。除了看书，就是到外面打猎，听音乐，在家里刻木刻。刻了很多，每年出很多作品。学生呢，有喜欢我的。因为我政治上没有本钱，喜欢我也不敢太亲近。 ——摘自2022年北京青年报《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很多年后，大画家张仃的儿子张郎郎写了一本《大雅宝旧事》里面写了当年他们一群孩子和黄叔叔交往的故事，他说他们特别喜欢这个叔叔，因为他脾气好，永远微笑，永远不生气。  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三十八岁，我爸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大雅宝的这个院儿，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个年龄的各路豪杰被吸引到一起来了。 叔叔无论想出来什么惊天动地的招儿，黄妈妈总是毫无保留地大力支持。这和我们院儿过去的规矩、派头儿，全然不同，全不沾边。可是我们院儿里的大人们整个一个君子国，什么都能包容，他们个个大度地笑眯眯容纳着一切。这些孩子们整个一个浪漫国，什么新鲜事儿都报之以热烈欢迎，何况这两位是从香港投奔光明的热血青年，他们和我们都是一类人，于是立刻和我们大雅宝水乳 交融般掺合在一起了。 据儿子黄黑蛮回忆，“住在大雅宝的日子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因为黄永玉从香港回来，和其他人都不一样，颇有洋味儿，再加上性格独特，养了一院子的小动物，又有手风琴、猎枪等稀罕物，人缘很好，黄家在整个大院里都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永玉带着大雅宝的孩子们出游。 我们家好比一艘载着动物的诺亚方舟，由妈妈把舵。 跟妈妈一起过日子的不光是爸爸和后来添的我们俩，还分期、分段捎带着小猫大白、荷兰猪土彼得、麻鸭无事忙、小鸡玛瑙、金花鼠米米、喜鹊喳喳、猫黄老闷儿、猴伊沃、猫菲菲、变色龙克莱玛、狗基诺和绿毛龟六绒…… ——黄黑妮《林中小屋》序言  ▲张梅溪和大雅宝的孩子们。 五十年代，黄永玉在创作上达到成熟，诞生了一系列奠定他美术地位的作品，比如《阿诗玛》《春潮》等等，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中国最顶级的版画艺术家、画家。  ▲1956年，黄永玉创作了中国版画史上的经典之作《阿诗玛》，以撒尼族姑娘为原型，用十幅木刻讲述了阿诗玛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传统木刻画不同的是，他大胆添加了丰富的色彩，造就了中国版画史上创新的一页。那一年，黄永玉32岁，后来被云南卷烟厂看中，成了卷烟商标。  ▲《春潮》。这两幅作品被收录进1956年出版《黄永玉木刻集》，轰动中国画坛。  ▲《阿诗玛》系列是黄永玉声名鹊起的起点，他的家中也悬挂着关于阿诗玛的创作。  ▲从黄永玉开始，版画不再是传统的黑白两色，而富有彩色，画面更生动，相当于黄永玉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图为1957年作《小羊回家》。  ▲五十年代认真创作的黄永玉。  ▲1962年黄永玉在校尉营美院宿舍刻花卉。 不过，很快厄运袭来，文革时期，黄永玉被批斗，有人说是因为他喜欢画猫头鹰，他自己则说： “文革”时抓我不是为我写东西这个事儿，是要问我认识什么人，跟他们说些什么话。朋友都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可靠。我的老小生熟的朋友都放心，因为我不会讲的。为什么我不会讲？我这一讲，朋友会吓得半死，你这时候吓他干吗，我不会讲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嘛。 我庆幸那段时间没有做这类的事。我整个“文革”就是靠说谎过日子的。靠说谎装病日子过得挺好，我一辈子说谎的修养全用上了。我装我有传染病的肝炎，没有人敢跟我一起生活，专门给我了一个小屋子。 ——摘自2022年北京青年报《黄永玉：我仅仅是个有点头脑的弱者》  困顿时期，黄永玉一家被赶进罐儿胡同一间很小的房屋居住，光线太差，黄永玉就在墙壁上画了一个玻璃窗，窗外是烂漫的春花。    然后把这个家形容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一家人吃不饱饭，黄永玉就拿着猎枪去打猎，为家人补充蛋白质。  所以在整个文革时期，虽然身处于黑暗绝望的环境，但黄永玉的创作反而是鲜明而阳光的，并没有任何阴暗的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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