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地理位置为东经113º20’，北纬40º04’。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浑，东西绵延约1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三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为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1000余尊。云冈石窟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雕作而成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5月成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
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周）山石窟寺，明代改称云冈石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灅水》记载：“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作为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期的大型石窟寺文化遗存，是从北魏文成帝复法启开凿之始，到北魏正光年间终结，大致历经了近70年之久，石窟艺术内容丰富，雕饰精美，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雕凿，是由一代代、一批批的能工巧匠创造出的一座佛国圣殿，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它以壮丽的典型皇家风范造像而异于其他早期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它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亦代表着公元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亦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并称为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53个大小不一的洞窟中，第五、六、二十窟是最具代表性。 二十窟前的露天大佛（释迦牟尼坐像）高约14米，脸部线条柔和，双目有神，是我国古代雕塑中的精品；五窟六窟为一组双窟，其中三世佛，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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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窟：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2、第十一窟：窟中共有直达窟顶的方形塔柱，四面雕有佛像。正面，菩萨像保存完好。窟周壁上佛龛上满刻造像和小佛。
3、昙曜五窟：开凿于公元460－465年，北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音坛耀)开凿5个大石窟(第16-20窟)，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据说是要显示北魏皇帝权力的无限；而5个石窟的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象征了北魏五朝的五代皇帝。
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
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头。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至471年)由著名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西郊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现编号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云冈石窟历史久远，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石窟群中，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如佛、菩萨、弟子和护法诸天等；有风格古朴，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刀法娴熟的佛传浮雕；有构图繁富，优美精致的装饰纹样；还有我国古代乐器雕刻如箜篌、排萧、筚篥和琵琶等，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在雕造技艺上，继承和发展了我国秦汉时代雕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吸取和融合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有益成份，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我国雕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云冈石窟不但是今天了解和研究我国古代历史、雕刻、建筑、音乐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重要形象资料，也是追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往来的实物佐证。
一千五百年来，云冈石窟由于受到风化、水蚀和地震的影响，毁损较为严重，解放前也遭到人为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被盗往海外的佛头、佛像竟达一千四百多个，斧凿遗痕，至今犹在。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维修工程，使古老的艺术宝库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云冈石窟亦称为中国北魏佛教石窟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开凿于5世纪中期，延续至6世纪20年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仅有唐代个别造像。辽代有重修佛像和增建木构窟檐的记载。元、明、清3代时石窟寺衰落。石窟依武州川北岸崖壁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现存大小洞窟252个，造像5.1万余尊。依地形将石窟分割为东、中、西三大区；东区窟龛25个，中区119个，西区108个。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开创概况 4世纪末，中国北部的鲜卑族拓跋氏386年在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建代称王，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市)，建国称魏。北魏佛教的兴起，是在太延五年(439)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的僧人、宗族吏民三万多户迁至平城后，为开窟造像从工艺技术上奠定了基础。虽有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446)诏令毁佛焚经坑杀沙门的灭佛事件，但那时还有高僧师贤隐身改业、昙曜"死守不还"的佛教火种存在。6年后文成皇帝继位，遂下令"复法"，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和信仰下大为发展，开窟造像相继进行。《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五窟现编号为16～20，称"昙曜五窟"。继昙曜五窟之后，武州山开窟造像大规模地展开，进入了崇佛的高潮时期。此时又从河北等地移数十万汉族文化传统匠师，有力地配合了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在中区石窟中(5～13窟)到处可以见到汉文化的表现，开窟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为止。此后窟龛由贵族官吏为祈福超渡而建，多为小型，即昙曜五窟以西的诸小窟。
石窟形制和艺术风格 石窟建筑来自印度，那里有"支提"窟和"毗诃罗"窟之分，传入中国后按照中国的国情习俗加以改变。云冈石窟中有平面马蹄形草庐顶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变为窟内中央凿成多檐式塔窟。毗诃罗式窟在这里已不见了。早期的昙曜五窟较明显地反映了外来造像的风格，面形圆润、高肉髻、深目高鼻、两肩平阔的造型以及身着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饰的佛像均受犍陀罗和笈多式的影响。窟内高达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匀称的三世佛，还有满壁千体佛的龛像又显示了以禅观为主的特点。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发展主要在孝文帝时期，即第二期。塔窟有第1、2、4、6、11、39窟，其中有二层、三层、五层之别。结构均沿袭了汉以来的形制，有柱、枋、斗□(一斗三升人字□)、檐椽、瓦垄，层间有的一间一龛，有的三间三龛，最多的为五间五龛。龛内均雕坐佛或交脚菩萨。另一种是前后双室型，如第7、8、9、10、12窟，其中以9、10、12三个窟内雕刻最为华丽。这三窟的前室均雕有三间殿式佛龛，殿顶脊中立金翅鸟，两端饰以半月形的鸱尾，有的饰三角火焰和大鹏鸟，屋角起翘，形象逼真。枋下饰帷幕或璎珞飞天。明间雕坐佛或交脚菩萨，两次间有思维菩萨。第11窟中央雕二层塔，壁面布局交错排列，似无统一格局，东壁上方太和七年(483)造像九十五躯的刻文，是云冈石窟中最早的铭记。第5和第13窟平面均为马蹄形、穹隆顶。前者本尊结跏趺坐，高17米，为云冈石窟之最。后壁下部开诵经隧道。第13窟本尊为交脚弥勒菩萨，高13米，南壁明窗下方雕七佛立像。在二期造像中石窟形制变化较大，艺术风格亦异于早期，主要表现在面部和服饰方面，如部分造像虽仿早期形式，但大多数佛及菩萨的服饰都近似南朝士大夫所着的褒衣博带，面部眼鼻均脱离早期的臃肿感而趋向世俗化。菩萨身披帔帛交错于胸前。窟内布局上下分层，每层多龛，多以忍冬纹、莲花纹作为边饰。伎乐天持各种乐器排列于窟顶周边。窟顶多有团莲和围翔的飞天，交首蟠龙张牙舞爪，虎狼鸟兽或伫立或奔驰，内容手法多变，充分表现了汉族文化的艺术特色。第三期石窟多开凿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大多集中在第20窟以西崖壁上，石窟规模缩小，数量增多，上下错落状如蜂房，有的开凿在中部窟区的外壁。这样的窟龛多达200余个。这一时期窟形平面多方形，平窟顶多作方格饰以团莲、蛟龙或飞天，窟内布局有四壁三龛、上下分层龛，造像除释迦佛、交脚菩萨外，释迦多宝并坐增多，世俗男女供养人分列龛下，佛、菩萨面瘦，披肩，衣褶密集，突出了不同于二期造像的风格和手法。从铭记得知，本期开窟造像的目的多为生者求平安、亡者祈冥福。至6世纪初出现了愿亡者托生净土的铭记。
石窟寺建筑遗迹 云冈石窟窟前崖壁上方均存有大小不等的梁孔遗迹，在现存碑石刻文中均无记载。北京大学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为石窟寺建筑遗迹的考察和发掘提供了依据。1972年在云冈石窟维修工程中，云冈文物保管所同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工程技术人员，针对第9、10窟崖壁上留存的8个梁孔与相应的地面进行了发掘。自崖壁上方开始，在清理中发现了被积土掩埋的两个东西向的平台，上台宽1.4米，下台宽3米，台上有6组梁槽，每组由上层平台的长槽和下层平台上两个三角槽组成。根据梁槽的排列和对6组梁槽间距的实测，是一座面阔五间的木构窟檐的梁桩遗迹。接着在窟前地面发掘出东西长24.65米，南北宽11米的砖砌台明和散水。台明均为37×37×5厘米的沟纹砖铺墁，敷地砖下系原始地面。在窟前偏西处的地面上，有一未刻完直径3米的图案花纹，其中有团莲连珠纹、龟背纹等。在离窟前壁4.3米处敷地砖下发掘出8个东西向排列的方槽，槽宽均在100～118厘米之间，方槽中心与上方8个梁孔正相对应。由此可知后者为面阔七间的木构窟檐，铺设敷地砖者为五间窟檐，七间窟檐较早，为唐构遗存，五间的窟檐略晚，是辽代遗迹。
1987年云冈文物保管所配合龙王庙沟西崖壁清理积土工程，发掘了5、28窟(塔窟)前建筑遗迹，面阔五间，凸出者三间。台明地面下夯三合土，上铺沟纹砖，出土瓦当系莲花纹或兽头纹，应属辽代遗物。在建筑遗迹的北侧还发现了僧房遗址一处，面积不足20平方米，四周墙壁均经火烧，唯地坑较完整。其结构为夯土层面挖烟道10条，上敷沟纹方砖，火炉设在地坑中央。在遗址的西北角发现一长方黑釉小口坛，坛内满盛白面，显系一处简陋的贫僧房舍。
石窟保护 云冈石窟已经历1500多年，人为破坏的造像达1400余躯，刀凿斧痕举目可见。而大自然的风化更为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设置了保护管理机构，清理洞窟，治理环境，杜绝了人为破坏，开始了对自然病害的防治。60年代初，经多方调查研究，提出了运用新的科学技术与传统保护方法相结合的方案，在东部第1、2窟作了钢锚杆与化学材料灌浆加固，用降低水位之法杜绝了水患，探索了一条石窟保护的科学途径。1973年9月周恩来指示"三年要修好云冈石窟"。在1974～1976年的施工中排除了20多个主要洞窟内外的险情，用高分子化学材料对窟内外容易渗水的裂隙予以灌浆封护，对悬石、危石予以粘结加固，达到了稳定石窟的目的。
2001年12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5届会议批准将山西云冈石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