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人向何处去？”这是哲学所关注的“灵魂三问”，也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规避的现实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横空出世，人类迈进了人工智能时代。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具备自动生成各种文本、（短）视频甚或编程的功能，甚至能够胜任文员、助教、企划、客服、设计、科学研究等“工作”，“机器换人”的舆论渐起。然而，人工智能真的能够取代人类吗？
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的境遇”
人与机器，何去何从？中国先哲有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西学典籍亦有“人是机器”的精致论证。哲学家解答人类难题的智慧就在于能够在回溯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探寻它的规律，正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想找到一切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恩格斯指出，“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在工业1.0时代，蒸汽机及其各种机械的发明和商用创造了工厂工人，包括蒸汽机操作者、矿工、纺织工、铁路工人等岗位，而传统手艺人、织工和乡村农民变身成为各行各业的“工人”，“卢德运动”试图通过捣毁机器的方式重回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但终究难以阻止工业革命的历史巨轮。在工业2.0时代，电力技术的应用使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它创造了汽车制造工人、电气工程师、装配工、电信操作员和石油产业工人等新职业，炉前工等“体力工人”转变为生产线巡检员、质量检查员甚至各种经理人员。在工业3.0时代，计算机和互联网在产业中的使用创造了软件开发者、数据分析师和机器人工程师等，大多数制造工人开始转变为自动生产线上的工人、管理者、营运人员等。在刚刚到来的工业4.0时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物联网创造了机器学习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无人机操作员、区块链开发者等新岗位，同时也使得医生、教师、制造业从业者因使用智能工具而发生了工作方式上的改变。就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而言，人工智能革命是对劳动（者）的创造与再造。诚如马克思所说，“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因此，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互促共进的关系。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性”
有人说人工智能是对人的“取代”，也有人说它只是对人的“增强”。这个议题的深层疑问是，人工智能特别是它所生成的“内容”是不是知识？
第一，就知识形态/性质而论，DeepSeek等人工智能大数据模型可以帮助人类回答各种提问，关键在于这些输出的“答案”是不是知识？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人工智能是否可以独立地进行技术发明？其“发明”是否可以获得专利认可？人工智能“生成”的科学发现或“撰写”的学术论文是否被专业机构认可或发表？目前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人类知识的宏大体系中，不存在人工智能的位置，即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是知识。那么，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2022年）》的解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继专业生成内容和用户生成内容之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生成内容的新型生产方式”。直言之，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是知识，不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真理性知识体系，而是经过搜寻和整理后的知识数据。而且，这些“生成内容”大多是非专业的常识性知识。就其知识形态而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以极大地方便人类对海量知识与数据的查询和整理，但它本身并不是知识，也代替不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
第二，就知识主体而言，“我思故我在”表明了知识的主体对知识及知识的理解负有决定性责任。人类知识的主体是人类，人类的知识生产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生成机制，包括知识的正确性和重要性的判别和分类。人类知识的核心理论大都是由各个学科的顶级专家创造的，如物理学领域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杨振宁等，经济学领域的亚当·斯密等，还有各个国家的“地方知识”不计其数，而机器知识的主体虽然在形式上是机器，但其实质依旧是某种算法的发明者、数据库的搭建者。在这种意义上，机器知识的主体类似于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主体不是创造知识的主体，而是各种数据库的转换者。这就在知识责任者问题上存在法律向度的归属疑难：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提供的“内容”或“答案”属于谁？属于数据训练者？数据使用者？还是原数据的创造者？当然，笔者更关心的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重要价值在于，对于人类而言，仅有真理性知识的创造者是不够的，还要有人工智能将这些知识进行加工整理以便在全社会普及，同时让普通劳动者利用这些知识提高劳动效率。简言之，从知识的主体看，知识的创造者、模仿者和使用者都是知识生产、传播的必要环节，普通劳动者是一个国家知识谱系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力量。
第三，就知识特征而言，人类知识是一种“证明为真的信念”，它是科学家或思想家通过特定的认识程序及复杂的社会检验机制获得的真理性认识。相比之下，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语言、数据处理功能，如编写程序、文本处理、信息检索和媒体编辑等，但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不是几段对话，甚至不是某个学科体系，而是一个与人类共同生长的、认识并改造世界的命题系统，甚至包括技术系统、产业系统和社会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机器智能可能永远也不能通过图灵测试（测试是否为人类的知识语言）。此外，人类知识往往是普遍知识与地方知识、名言知识与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的统一，任何人类知识都包含特定的认知程序，它是在何时、何地、由谁、凭借何种方法或程序获得的知识。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目前只能提供某些“通用的”或普遍性的“知识”，即，它只能原则性地告诉你管理一家企业的共通规则，但它可能永远也不能告诉你某个具体企业如何应对独有的经营难题，可能永远也代替不了一个普通劳动者设身处地的“意会知识”和“临场经验”，因为任何问题或矛盾都不是普遍的，而是特殊的、情景性的。
鉴于上述三点分析，人工智能可以生成文本和图像，可以编程，甚至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它代替不了人类。因为人不仅是生物性存在，还是社会性存在，人类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还可以改造世界。而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创造的工具，它只能在使用者或劳动者的使用中才能实现其工具价值。
人类劳动的“诗与远方”
人工智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也是人类劳动的工具。但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的关系需要深入分析。
就本体层面而论，劳动者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就目前技术状况而言，不管人工智能技术有多发达，它还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它的本质依然不是创造知识而只是模仿人类智能，它只有在人类操作者或劳动者的使用中才能发挥功能，因而它无法自动独立地进行工作。因此，所谓用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可以设想，如果一所大学辞掉所有教师/教授，让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学习各类知识或技能，由于人工智能只是模仿人类智能，那么可以推知它只能“培养”出来模仿人类智能的学生。
就知识层面而论，劳动者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知识的创造者”与“人类知识的模仿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人类“算力”的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的模仿能力将越来越强，即便有人认为它在某一“奇点”上会超越并“统治”人类智能，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一“奇点”已经到来。反观人类知识，我们不仅有命题性知识或名言知识和非命题性知识或意会知识之别，还有普遍知识与地方知识、专业知识与情境知识、理性知识与情感知识等多样性知识体系。即便是一个普通劳动者，他都会自发地应用各种综合知识和独特“诀窍”来处理各种意想不到的难题。人工智能只善于处理机械性或程序性的问题，按特定的程序做特定的工作，但却很难把握不同情境下煎蛋的火候。这至少意味着，人工智能不能替代劳动者，而只能在劳动者的使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伦理层面而言，劳动者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或许由于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遮蔽了人类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科学家或哲学家们早就有所反思，不论是“图灵测试”，还是美国哲学家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或者美国哲学家诺齐克的“体验机”，都提出了应该正确处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就曾经告诫过：“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用人工智能取代劳动者的背后，或许有某些“资本逻辑”的作用，但从唯物史观的长期主义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是，而且应该是创造性的劳动。在数智时代，只有通过智能工具把劳动者从重复性的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到情境性的、创造性的、复杂的、机器无法解决的劳动中，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是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