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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读者都知道,周总理的生活作风是特别简朴的,他们夫妻二人从来不追求物质方面的享受。一条毛巾,周总理用了好几年也不舍得换;吃饭时,如果米粒掉在了桌子上,总理也会一粒一粒的捡起。可令人倍感意外的是,1997年中国银行在一次内部审计中,发现周总理名下竟然有着一笔46万元的巨额存款!总理在世时,他的工资也才不过400元,断然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存款。既然如此,这几十万的存款又为什么会以他的名义存入银行呢?记录显示,周总理名下的这笔存款是在30年前存入中国银行的。当时的始存本金是1.2万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些英镑相当于8万多人民币,30年下来,这笔存款连本带利足足有46.7万元!周总理怎么会有这么多英镑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始了相关的调查工作。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大家发现这些钱并非周总理本人存入这个账户的,而是由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立教代为存入的。在胡立教被调到上海工作之前,他还专门找到了新行长乔培新,叫他妥善保管这笔存款。经过多方打听,众人终于找到了这笔存款的真正主人,他们就是中国银行的两位老员工,同时也是一对异国夫妻——刘本堃、刘道蕊。原来,这1.2万英镑是刘本堃、刘道蕊夫妇在英国攒下来的积蓄。作为中华儿女的刘本堃当初本想把这些钱全部捐献出去,用于国家建设。可奈何刚刚回国的他们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去办这件事,所以只能将这些钱交给敬爱的周总理,让总理替他们处置。周总理知道此事后,充分肯定了这种为国奉献的精神,但这笔钱毕竟是私人财产,国家不能收。由于刘本堃在给总理写信时没有标记名字,所以总理便暂时将这笔钱交给了胡立教代为保管,叫他在找到存款主人之后将钱退回去。但没想到,这笔善款在银行里一存就是整整三十个春秋。此后,相关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已经退休的刘本堃、刘道蕊夫妇。可众人万万没有想到,当时已经长期患病,每月都需要很多钱来买药看病的刘本堃竟表示:“钱既然已经捐了出去,就不能再收回了。”
后来,刘本堃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笔钱他之所以不收,那是因为他对祖国一直心怀愧疚。他给国家捐钱,其实也算是一种“将功补过”。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刚从校园走进社会的刘本堃,也想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可怎奈何生不逢时,他从清华经济系毕业这一年,刚好赶上了“七七事变”爆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北平根本没有供刘本堃大展拳脚的平台。好在不久后,上海中国银行总行来到了北京招聘,刘本堃抓住了这次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银行录用。年轻的刘本堃带着无限的期待来到上海,可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也落在了上海滩,上海沦陷了。战争摧毁了一切,刘本堃无奈之下只得回到北京“待业”。好在两年之后,他又收到了中国银行的工作通知,他整理好了行囊,带着大显身手的豪情壮志,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路。在总行刘本堃进步飞快,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实习生”变成了正式员工。1941年,由于能力出众,总行将他调到了香港分行工作。可没过多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刘本堃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单位的财产以及一些同事,历经千难万险徒步了好几个月,才艰难地转移到了重庆。连年的战乱让刘本堃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他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也不敢想自己的命运会是怎样,他能做的只有认真工作罢了。两年之后,工作能力得到上级一致肯定的刘本堃获得了出国工作的机会,这一年,他被调到了英国伦敦中国银行工作。中国与伦敦相距万里,这一路刘本堃走了半年之久。来到英国后,刘本堃依旧保持着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领导和同事对他都非常认可。与此同时,在这里,刘本堃也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伴侣——刘道蕊。刘道蕊这个名字,乍一听像是一个中国名字,可刘道蕊本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女人。刘道蕊原名Dorothy MaySmith,因为“Dorothy”的音译与“道蕊斯”相近,所以在嫁给丈夫刘本堃后,她便给自己取了个“刘道蕊”的中文名字。刘道蕊一开始并不是伦敦中国银行的员工,她之所以会到银行工作完全是因为战争的摧残。1940,德军对伦敦进行了长达十个月的空袭,致使很多英国公司关门停业,而刘道蕊当时所就职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伦敦中国银行所承办业务的特殊性,即便在战乱时期,这家银行也正常营业。加之刘道蕊当初就职的公司,与伦敦中国银行都在同一栋办公楼里,所以失业之后的她便来到了伦敦中国银行应聘。被正式录用后,刘道蕊除了一般柜员所要应付的日常业务外,还要负责为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在这期间,她发现这些中国船员大多都沾染了英国社会的不良风气,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工资全都挥霍在了赌博等娱乐项目上,这让刘道蕊感到既气愤又同情。此后,刘道蕊经常劝谏这些中国船员,不能崇尚奢靡浪费,并鼓励他们向中国老家寄钱。每当有中国船员要给老家寄钱时,刘道蕊就利用自己的职权,免除他们的手续费,她因此在这些中国船员中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刘道蕊已经成了银行里有口皆碑的老员工。这一年,恰逢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关键的时期。国民政府以及红十字会纷纷在银行里设置募捐箱,希望有更多善良的人为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者捐出一份爱心。这种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伦敦中国银行内部,有一些官员却利用募捐事业来中饱私囊。刘道蕊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很快做出了行动,她偷偷地将国民政府设立的那个募捐箱放在了柜台下面。如此一来,能够筹到善款的便只剩下了一个募捐箱,换言之,进入那些贪心官员腰包的钱也就少了一半。很快,刘道蕊的“小伎俩”就被这帮官员发现了,这些人怒不可遏,要以“私藏政府募捐箱”为由开除刘道蕊。而就在这时,一位中国青年勇敢地站了出来,帮刘道蕊说情,并最终说服了上级领导,让刘道蕊得以继续在银行上班。这个中国青年便是刘本堃。刘本堃的仗义执言不仅替刘道蕊解了围,而且还俘获了这个英国女孩的芳心。1949年,刘本堃与刘道蕊在伦敦举行了婚礼,两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因为爱情走在了一起。刚好这一年,新中国成立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稳定金融市场,中国银行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总管理处。该部门成立后,第一时间给海外分行发去了通知,叫他们即刻冻结资产,等待新中国政府的接收。可当时伦敦分行的经理拒绝接受新政府的领导,不仅如此,以他为首的小团体还企图将中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快速转移到台湾。当时,伦敦分行已经遣散了大部分的员工,但像刘本堃这样的骨干还在。刘本堃虽然人在欧洲,但他的家人全都在国内,从家人那里他基本掌握了当时新政府的情况。共 产 党领导的新政府,不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一个真心实意为人民做事的政府。如今,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越到这个时候,就越要保护好中行的财产。所以,刘本堃联合其余四位思想进步的同事在这一关键时刻一同“起义”了。他们按照总管理处的指示,在伦敦的汇丰银行新开了一个账户,并且规定此账户需有5人当中任意1人的签字方才能使用。他们的做法让银行经理没有办法将全部资产转移到台湾,成功粉碎了他的计划。起义成功后,刘本堃被任命为伦敦分行的襄理,但刘本堃本人归心似箭,曾不止一次向上级反映过,想回到国内工作。在英国,刘本堃与妻子的生活非常安逸,他们的工资都不低,两人在英国有房有车有存款,说是“小资家庭”也不过分。可为了丈夫,身为妻子的刘道蕊甘愿放弃她在英国的一切;为了家庭,她甘愿离开自己的祖国,陪丈夫到另一个陌生的、贫穷的、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的国度安家。1957年,刘道蕊将自己的国籍改成了中国。10年之后,总行同意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回国申请,刘本堃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了。接到通知后,夫妻二人兴奋不已。他们在短时间内就卖掉了全部家产,这些钱加上两口子在英国这些年积攒下来的积蓄,一共1.2万英镑。回到祖国后,刘本堃与妻子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将这1.2万英镑捐献给国家。就刘本堃个人来讲,他的内心一直承受着深深的自疚,由于常年在国外工作,他一直没能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尽一份力。而在国家最需要青年人去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自己却在伦敦享受着惬意的生活,所以他感觉对国家有愧疚。由于不知道给国家捐款该走什么流程,所以夫妇二人干脆给周总理写了一封匿名信,将这1.2万英镑交由他老人家处置。可二人不知道,总理当时并没有收下这笔钱,而是托人将这笔钱返还给捐献者。由于是匿名信,相关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这笔钱是他们夫妻二人捐献的,所以便只能暂时存在银行。没想到,这钱一存就是整整三十年!1997年,当中国银行再次发现这笔存款时,当时的1.2万英镑,换算成人民币再加上利息,已经变成了46万余元。此后,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刘本堃与刘道蕊,向他们询问这笔钱该如何处置。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虽然老两口的生活比较拮据,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收回这笔捐款。一边执意将这笔钱退回,另一边又执意不收,银行人员的工作一时竟陷入了僵局。好在,刘道蕊这时开口了。她提议,干脆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在平时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青年员工。在他们老两口看来,金钱并不能展现出一个人所创造的所有价值,享受物质生活并非人生的全部。刘本堃老先生曾说过这一一句话:“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中国的伟大要靠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努力和奋斗。”
所以,他们提议将这笔存款用于青年基金的建立,为那些寻求进步、勇于进取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如此一来,他们老两口也算是为国家青年人才的培养献出了一份绵薄之力。银行领导觉得刘道蕊的这个提议非常好,中国银行的“刘本堃优秀青年奖”便由此而来。1997年,中行就有8位青年员工获得了这项奖励。两位老人几乎将自己的人生,全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金融事业,即便到了暮年,他们也心系祖国。希望国家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金融人才,让中国的金融事业能与世界接轨,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贡献。不得不说,刘本堃、刘道蕊夫妇的品德是高尚的,是值得颂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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