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球员翻倍 中国足球的幸与不幸
2019年6月7日，没人知道半年多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国足主教练还是意大利人里皮，这一天国足与菲律宾的热身赛，诞生了中国足球历史上的里程碑时刻：归化球员李可(原籍英国，有中国血统)披上国足球衣“为祖国而战”，这是国足阵容中第一次出现归化球员。
排名在亚洲“稳居”第8名或者第9名的国足要想通过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并在随后的12强赛中拿到世界杯入场券(至少排名前四)，仅靠一个李可当然不够。2019年8月，艾克森(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成为第二位进入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在世界杯亚洲区40强赛对阵马尔代夫队的首秀，艾克森便有进球入账——在球迷看来，李可落位后腰，艾克森司职中锋，两名归化球员足够国足撑到12强赛。
但随着对手实力增强，国足客场先平菲律宾再负叙利亚，就连晋级12强赛都不再保险，严峻的形势逼迫国足起用更多归化球员。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让40强赛一延再延，最终亚足联确认明年3月开踢，这让国足获得宝贵的备战时间，洛国富(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今年5月进入国足集训队，可惜因伤退出，而阿兰(原籍巴西，无中国血统)只是因为疫情原因未能入选一期国足集训名单。
更多归化球员的加入，是国足晋级12强赛以及在12强赛中争取世界杯出线名额的重要砝码——国际足联即将颁布的新政，则可以帮助更多已经入籍但未能获得代表国足参赛资格的归化球员在12强赛来临之前披上国足战袍。
经过相关部门大量艰苦但专业的工作，国际足联上周在官网发布公告，表示在9月18日召开的国际足联全体代表大会上，国际足联代表将审议多项现有规则的修改动议——对于下定决心要获得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出线权的中国足球而言，由国际足联技术工作小组提出的“球员身份转换规定的修改”至关重要，几乎所有与记者谈及此事的业内人士都认为“这简直是帮了国足天大的忙”，动议一旦通过，国足最需要的中卫人选就可以锁定蒋光太(原籍英国，有中国血统)。
在现行政策框架下，蒋光太因曾经入选英格兰青年队并征战欧青赛而无法再代表国足出赛，但依照即将提出的“会籍变更”条款，如蒋光太在代表英格兰青年队参赛时不满21周岁，即可按相关规定转换会籍即代表国足参赛。
曾代表挪威青年队打过欧青赛预选赛的侯永永(原籍挪威，有中国血统)也将因为“转换新政”而具备代表国足出赛的资格。
在蒋光太、侯永永身后，就连曾经代表巴西参加了世少赛和世青赛的特谢拉(尚未入籍)都符合“可转换会籍”的新规——现年30岁的特谢拉是中超赛场江苏苏宁队核心球员，2009年世青赛特谢拉代表巴西国青队打满全部7场比赛并有3粒入球，他完全符合国际足联“可转换会籍”的最新条件，并且他本人多次表达对中超联赛、对中国的喜爱：他的家人都在南京居住，女儿在国际学校上学，去年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特谢拉也谈到“如果中国足协发出邀请，我会和家人认真商量”。
有政策研究人士列出的名单显示，当前征战中超联赛的归化球员已达10人之多，其中上海申花队钱杰给已无可能代表国足参赛，高拉特(效力于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和德尔加多(山东鲁能俱乐部)3年后可满足居住条件具备代表国足出战资格，理论上其余7名球员都可在明年3月的40强赛阶段进入国足名单——而今年只要入籍便有代表国足参赛资格的除特谢拉，还有河南建业队核心伊沃(巴西籍)、武汉卓尔锋线杀手埃弗拉(科特迪瓦籍)。
从2名归化球员到4至5名归化球员再到6至7名归化球员，无论球迷如何议论，有了更多选择的国足实力大涨，从比赛角度而言，12强赛的亚洲前四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世界杯之路好走很多。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国家队不可能出现11名球员都是归化球员的极端情况，中国足协不会大规模引进归化球员，“足球归化不是基本政策”。但正如中国足协在最初的纠结中最终决定“为了打进世界杯在国家队中引入归化球员”，现在面临的第二个现实问题是“2个归化球员不足以冲击世界杯决赛圈”，4至5名归化球员首发出战40强赛和12强赛并不唐突。
“国足打进世界杯”社会意义重大。自从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中国足球在基础建设层面发生着显著变化——校园足球逐渐普及，认识足球、接触足球、参与足球、喜爱足球的孩子日益增多，尽管质量层面没有可能一步到位，但足球人口急剧萎缩的现象大有改观。以目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市中小学生传统赛事“百队杯”(小学阶段12岁以下男女混合参赛)为例，6岁以下年龄组37支球队；7岁以下年龄组72支球队，8岁以下年龄组109支球队，9岁以下年龄组143支球队，10岁以下年龄组96支球队，11岁以下年龄组71支球队，12岁以下年龄组51支球队……粗略计算已有3000名小学生在这个暑假投身绿茵场享受属于他们的足球快乐，笑容和泪水，都是足球给孩子们的自然回馈。
这些球场上最稚嫩的草根阶层，是中国足球宝贵“幼苗”，需要更多归化球员全力相助的国足肩负着给“幼苗”提供更多阳光的责任——中国足球的幸与不幸，其实并不在于政策的制定和修补，而在于自身的选择与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