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遗的成功，标志着对于文明起源的讨论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指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国家的出现一般被视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标志。良渚遗址包括约30万平方米的宫城、300万平方米的内城、630万平方米的外城，以及十数座高、低水坝等，规模之宏大前所未见。其水利工程的规模可能比埃及和苏美尔的还要大，所有工程的总土方量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此外，制作大量珍贵玉、漆、象牙、陶器等所需的专业人工数量也很庞大。可见良渚有着非常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非国家无以为之。
有学者估算，占地约1000平方千米的良渚大遗址群，当时应该有大约3000个村落，才能生产出供养良渚古城大约2万人口所需的稻米。照此推算，数万平方千米的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同时期聚落当数以万计，人口或有百万之众，却只有良渚古城这样一个超级中心聚落和政治文化中心，城乡分野明晰，统一程度颇高，俨然国家景象。
如果扩大视野，我们会发现距今5000年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存在至少三个与鼎盛期良渚文化同时期站在文明社会门槛的文化，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这些文化也都有古城、大墓和“宫殿式”房屋。只是这三个文化各自内部并不统一，不像良渚文化有着唯一中心，而且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也不及良渚文化。四个文化之间还存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异。文明模式的不同也会影响我们对文明水平高低的判断。
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独立，使得早期中国文化具有土著性、统一性特征，保证了其有机会长时期稳定连续发展。中国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一定特色，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时代已经有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距今6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大幅扩张和强力影响下，包括江浙在内的中国大部地区文化的统一性空前增强，正式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同时最早在中原地区迈开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的脚步，随后影响带动中国大部地区进入一个普遍趋于文明化的时期。
比如距今6000年稍后，中原腹地晋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出现200—50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以及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社会复杂化由此发端；稍后黄河、长江流域文明曙光四处涌现，如距今5300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400多平方米的“殿堂”式房屋、河南灵宝西坡面积近20平方米的考究大墓、辽宁凌源牛河梁气势恢宏的“庙、坛、冢”祭祀遗存，以及山东章丘焦家、安徽含山凌家滩和江苏连云港东山村等，显示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等都已站在了文明社会的边缘。
同样在大约距今5300年，崧泽文化蜕变为良渚文化，之后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虽然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干冷的背景下，良渚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初步具备了人居条件，但在那样低洼的小平原地区，“治水”可能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这与苏美尔文明的形成原因类似。归根结底，良渚文化只是庙底沟时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是早期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兴盛期的良渚文化对作为早期中国文化圈主体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还很有限。良渚文化真正对黄河流域产生大的影响，是其进入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琮、璧、钺、V字形厨刀等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在中原此前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或许也是受到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深受良渚影响的还有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等地精美玉、石器的大量出现。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应当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可能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可见良渚对中原和北方等地龙山时代的文明化进程有所促进。
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良渚玉器对临近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当然会有更加明显的影响，至龙山文化已经形成自具特色的玉器风格，并深刻影响到龙山后期江汉平原地区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出现。良渚文化的玉器传统，还通过陶寺文化、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石峁类型等，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良渚文化对早期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