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拿着王勃五言绝句《山中》去问朱光潜，“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这首诗该如何翻译？朱先生说：“没法翻译。”
这里的“没法翻译”指的是要翻译得和原诗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汉语和西方语言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一个属汉藏语系，另一个属印欧语系；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多音节的拼音字母；一个有四声而且韵母非常丰富，一个是韵母相对单调但节奏鲜明。如果逐字逐行，肯定无法翻译。比如，外语写作最忌讳重复使用同一个单词，而在汉语里有时却是修辞手段。当年把《红楼梦》翻译成西班牙文时，我们吃尽苦头。像“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之类，如果硬是逐字逐句翻译出来，恐怕非但不是诗，读起来也不成话了。朱先生所谓的“没法翻译”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诗歌翻译，一般应“以诗译诗”。所以新诗诞生之初，人们普遍的看法是“诗人译诗”，当年译者也的确以诗人居多。后来，人们发现这种提法有一定局限性。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在一篇题为《文学与直译》的文章中所说：“从理论上说，只有诗人才应该译诗；而实际上，诗人成为好译者的情况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利用他人的诗歌作为出发点来创作自己的诗歌。好的译者则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他的目标只是一首类似的诗……翻译过来的诗应该是原诗的再现。”在这里引用帕斯的话，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大诗人，还因为他是一位翻译家，他曾翻译杜甫、王维、苏轼等人的诗歌。
诗歌翻译有点像演员表演，是二度创作。好的译者对原诗有透彻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地转述原诗内容，关照原诗风格与神韵。当然，不同译者具有不同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十个译者会译出十个不同的莎士比亚”来。我们平时说的“信、达、雅”或“最佳近似度”，都是一个综合指标，其中就包括对内容与形式、对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的表达，尽可能追求译诗和原诗在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上的和谐与平衡。
众所周知，中国新诗百年和译诗百年是同步前行的。翻译外国诗歌目的之一是为本国诗人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丰富和繁荣我们自己的诗歌创作。一百年来，译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有目共睹。在回首新诗百年时，同样应审视和反思译诗的影响：有无不足之处、有无过分之处，如何在继承诗歌传统和借鉴外来诗歌基础上繁荣我国诗歌创作，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关注中国文学现状和动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之邀，与西班牙友人一起翻译、校订并出版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当年西班牙报刊提到《红楼梦》时，总说它是“中国的《堂吉诃德》”。让我颇受触动的是：自1922年林纾、陈家麟合译《魔侠传》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已有上百个版本，而《红楼梦》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至今几乎仍然只有我们这一个译本！中国文学经典外译，我们还有很多开拓性工作要做。尤其是面向非通用语种的翻译，很难由国外汉学家独立完成。
因此，我建议采取“转译加审校”模式来推动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工作。例如，要把一部中国文学经典译成西班牙文，首先要遴选出大家公认的好的英译本或法译本，然后请西班牙语高水平译者译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国西班牙语学者根据中文原文逐字逐句审校。这样，既可保证译文质量，又可避免误译，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这只是权宜之计，当译介国出现高水平汉学家，也就无需我们越俎代庖了。
每次谈到文学翻译，我总会想起北京大学西语系田德望教授。田先生73岁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开始译《神曲》，花了18年时间译完《神曲》，老先生随之仙逝。意大利文学专家吕同六为表达对田先生的崇敬之情，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寂寞是一座桥》。这深深感动了我。翻译是寂寞的，译者应耐得住寂寞，但这寂寞并不孤独，因为翻译搭成的桥不仅联系译者和作者，同时也联系着两种不同文化和文明，联系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