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在长期的为学为政生涯中，形成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宏大的志向和崇高的理想，他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古称“横渠之‘四为’”。历史上“四为”句有几种不同的表述，通行的是《宋元学案》卷一七《横渠学案上》黄百家按语所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四为”句不是并列的关系，其最根本的是“为天地立心”一句，有了“立心”这一基础，才可能“立命”“继绝”“开太平”。所以理解“横渠‘四为’”，最关键的也是较难理解的，是“为天地立心”一句。
理解“为天地立心”这句话，首先要弄清何谓“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一语最早见于《周易》。《周易·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据《东坡易传》卷三，“见其意之所向谓之‘心’”，即此“心”不是一般所说的思维，而是指天地其意向之所指。二程解释说：“天地之心，以复而见。”（《二程粹言·天地篇》）意思是说，从复卦可见天地意向之所指。天地之意向何所指？张载发挥《彖传》时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说·上经》）“地雷”即指复卦，张载以为《复》卦《彖传》所说“天地之心”，即天地意向所指是“天地之德曰生”，天地以生物为本，其“心”即其意向所指乃“惟是生物”。天地生物之心，是宇宙大化的原动力，洋溢着宇宙活泼泼的盎然生机，体现了天地的仁爱之德，故天地之“心”见之于仁德。关于这一点，近人马一浮有一个明确的解释，他说：“《伊川易传》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何见之？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故《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他认为，天地之心可从“人心一念之善”处见之。人何以见“天地之心”？马一浮又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善端，首举恻隐。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显然，天地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养了万物，赋予了万物以勃勃生机，这正体现了天的仁爱之德，而人是最具有体恤天地仁民爱物之心者，故天地生物之心最根本的体现在人心，此人心亦即善心、仁心。马一浮认为，孟子讲“四端”所以从“恻隐”入手，就是因为人的善心以恻隐为本，有了恻隐之心，其他如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才能得以发出。所以，“天地之心”就是“全德之仁”。
其次，如何“为天地立心”？这是张载“四为”句的核心。从古今学人的解释看，张载所说的“立心”，即立仁心，确立善的道德本心。此所立之“心”，不是“认知心”，而是“道德心”，是立“天德良能”。如王应麟所说：“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困说纪闻》卷三）可见，张载“为天地立心”，就是要为社会确立以善的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由此，张载就为民众指明了一个根本的价值取向。
清代关学大儒李二曲对如何“为天地立心”也有充分发挥。他说：“天无心，以生物为心，诚遇人遇物，慈祥利济，惟恐失所，如是则生机在在流贯，即此便是‘代天行道’、‘为天地立心’。”（《南行述》）意思是说，天“以生物为心”，故当利济万物，康济群生。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能代天行道，故能体现天地之心，并通过“慈祥利济”“仁民爱物”，使万物生机盎然，“在在流贯”，此即“为天地立心”。所以，那些把仁义推之于天下的种种努力，就是在“为天地立心”。所以二曲明确地说：“盖仁之与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义林志序》）马一浮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天地之心”落脚到从“恻隐”之心出发的“全德之仁”上的。
古人常把“为天地立心”视为士大夫的神圣使命。如清人王心敬说：“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司牧宝鉴序》）也就是说，阐“绝学”以“正人心”，开太平以泽后世等，就是“为天地立心”。由此可知，往圣先哲所做的一切，诸如“《西铭》‘一体之仁’，《礼记》‘大道之公’，《大学》‘明新至善之道’”（《司牧宝鉴序》）等，都是在做着“为天地立心”的努力。所以，马一浮说：“故‘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泰和宜山会语》）
宋明诸儒认为，“为天地立心”是士人非常崇高的使命，所以一般都把“立心”的主体归为圣人或“大人之事”。《近思录集解》卷二谓：“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为天地立心也。”是说，圣人参赞天地，化育万物，使万物各正性命，就是“为天地立心”。顾宪成也说：“孔孟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明《泾皋藏稿》卷五）明嘉靖间有一位叫马自强的关学学人说得更为直截，他说：“天地无心，以圣人之心为心。圣人有心，而实体天地以为心。”他认为，天地本无心，以圣人的心为心，圣人心乃是“体天地以为心”，此心即天地生物之心，亦即仁心。也是在说，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放弃自己为社会确立以善的文化价值为目标的历史使命。
明人贺时泰对张载的“四为”句非常推崇，他在《冯少墟先生集后序》中说：“先生之言质之横渠之‘四为’，盖已见之行事深切著明，殆匪载之空言者比。”也就是说，张载所说的以“为天地立心”，贯穿着儒家的实学精神，而不是空言。他强调儒者要确立一个目标和信念，树立起一种使命意识，立志成己成物，继善成性。他很明确指出，所谓“天地之心”不是别的，就是“人心”，亦即人的“天德良知”。如果人们失去道德本心，或是非颠倒，那么“天地之心”就“几不立矣”。李二曲也强调能“为天地立心”者，乃“大人之学”，若“此心一毫不与斯世斯民相关，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学，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异端枯寂无用之学”（《四书反身续录·二孟续》）。显然，“为天地立心”，乃属于实学的命题。
张载的“四为”通过立心、立道、继学，最后要达到“开太平”的目标，这涉及人们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学统传承、社会理想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为天地立心”不仅是张载对自己一生抱负和理想的概括，而且对当时、后世乃至现代的有志之士也都产生了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当今，我们也面临着诸多社会难题，诸如“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所以，如果大家都能自觉地“为天地立心”，努力去唤醒人们的道德本心和良知，承担起我们这个时代赋予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我们的未来就更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