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社会，人人有手机，看时间很方便。在此之前，手表也已普及，时间都在腕上，抬手便知时间。再往前，当随身可携带的钟表还是奢侈物品时，时钟主要安置在固定的公共场所及私人住宅内。人们要获取时间信息，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公共时钟的报时信号。
公共报时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送时间信息：一是视觉。在古时候，计时设施简单，日晷、水钟、沙漏等都是常用的计时工具，人们通过观察时计而得知时间，比如日晷，人们看表盘上太阳投影的变化，可以知道大致的时间。公元前9年，罗马的马尔斯广场上竖立了“奥古斯都太阳钟”，就是用一座方尖碑作为指时钟。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发展，1833年，在格林威治天文台建起了报时设施，一只巨大的红色报时球在每天下午一时差五分时升起，到一时整，报时球便突然落下。这时，来往于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和远近的居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只红色球体的升落，并以此来校正时间。自古至今，视觉一直是传送时间信息的重要方式，即使现代的机械和电子时计配有声音报时设施，“看时间”依然是获取时间信息的基本途径。二是听觉。听钟声，知时间，这是一种较为古老、也是较为普遍的方式。在中世纪，敲钟就已经成为一种报时方式。今天，人们听钟楼发出的报时钟声在城市上空悠扬回荡，仍不失为一种享受。近代，由于科技的发展，无线电报时也可以使人们靠听觉知道时间。1884年国际子午线大会确定格林威治经线为本初子午线以后，这里的时间就成为全球的时间标准，每隔一小时，格林威治天文台就会向全英国和全世界发出信号报告时间。
在这两种报时方式中，“看”的方式更古老一些。在14世纪，机械时计已经发明，但由于相关的科技还没发展起来，当时的机械时计还没有配上打铃的装置。那时，公共报时分两个步骤完成：先是看管时计的人读取时刻；然后敲钟，向公众报送时间信号。
可见，时计与报时钟原是两个分开的物件。钟的原始意义并不是专指能报时的时钟，而仅仅是一种用金属做成的中空的响器，它在遭到打击的时候能发出一种声音，例如编钟，大小不同的钟组合在一起，发出悦耳的声音。这时，钟就是一种乐器。所以，钟的本义与时间无关。但是，到中世纪晚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机械时计与敲钟的装置相结合，到一定的时间节点，钟受打击而鸣，报告时间信息，这就是走时与报时合成一体的机械钟。到了近代，机械时计逐渐普及，自鸣钟得到广泛应用，钟就逐渐与时钟同义。今天，当我们说到“钟”这个字，脑子里马上会想到它的对应物——时钟。
钟与时计结合，使视觉和听觉这两种报时方式合于一体。英国议会大厦的钟楼是一个世人皆知的报时建筑，上面安装的大本钟几乎成了伦敦的标志，它是一个兼顾了视觉和听觉的报时装置。1859年，大本钟被安装在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上，钟楼四面都装有圆形钟盘。钟楼高，加上表盘大，时间刻度一目了然。大本钟每隔一小时报时一次，报时钟声洪亮悠扬，数英里之外都能听到其钟声的回响。
二
公共报时古已有之。不过，在欧洲，从古代到中世纪，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报时不多。城门的开和关，需要权威的报时信号。中世纪的城市还实行宵禁，相关的时间信号也需要广而告之。由于从早到晚有多次神圣的礼仪活动，教会和修道院都制定了明确的作息表，到一定的时候，教堂就会鸣钟报时。报时当然是为修道院内部的统一行动服务，但报时的钟声会越出修道院而传遍所在的村社。因此，教堂的钟声很自然地成了世俗生活的时间参考。
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研究过中世纪欧洲的时间，提出了“商人时间”和“教会时间”两个概念，以说明中世纪社会是一个由教会和教士掌控时间、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屈从于教堂钟声的社会。但是，随着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商人需要有适合工商业活动的时间安排。结果，在城市里，在一些公共建筑物上，比如在市政厅和塔楼上，世俗当局安装公共时钟，形成了与教堂的钟塔相对的城市景观。代表工商业者需要的时钟时间是世俗社会的时间，“商人时间”开始取代教会时间。勒高夫认为，这一变化体现了城市共同体运动在时间领域中发生的一场“伟大革命”。
在勒高夫之前，从未有人从时间的角度观察过那个时代欧洲社会的变化。他的研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人们的观念中，“教会时间”和“商人时间”仿佛成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和近代欧洲社会的两个标签。而在时间观念的演变方面，这两种时间似乎呈现了前后相继的线性发展过程。不过，勒高夫对这一变化的叙述却显得简单。首先，教士时间与商人时间并非对立，它们长期共存。世俗的钟声与其说是取代教堂的钟声，不如说是一种补充。其次，在城市中，以工商业为主的世俗活动越来越重要，专门为世俗生活提供时间信息成为必要，特别是在工商业城市，经济生活的节奏具有摆脱对教士时间的依赖的趋向。自14、15世纪以后，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法国北部、英格兰南部和德国的城市商业中心，市政厅、广场、市场、码头等地方建起了钟楼，高高的钟楼与教堂的塔楼遥遥相对，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为市民和工商业从业人员获取时间信息提供便利。那时，教堂的钟声和世俗社会的公共报时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上空的乐章。
世俗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市场的营业、工场和工厂的上下班、学校的上学和放学都需要公共报时。于是，公共时钟得到普及，机械时钟甚至进入千家万户。据估计，到1700年时，英格兰的钟表数量已将近20万只。在近代以后的欧洲城市里，人们出门在外，除了能听到每天照例敲响的教堂钟声以外，还能随处获知公共时钟发出的报时信息。到19世纪末，随着钟表制造技术的进步，公共时钟不仅可以做到每隔一小时、半小时报时，甚至每过一刻钟就可以向人们发出悦耳的报时信号。
三
时间不是独立的存在，不论是教会时间，还是世俗时间，都与现实社会相适应，它们起源于现实，并服务于现实。丰富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多重的时间节奏，它们都借由钟声得以表达。而钟声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在历史上，城门的开和关，由城市统治者决定时间和发布信号。在信仰的时代，教会掌握时间，教堂的钟声号令人们的生活节奏。世俗力量强大起来以后，城里建起钟楼，这成了世俗权力的象征。在中世纪，时间中的政治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1337—1381年）在1370年的敕令，他要求巴黎所有的钟表都要以宫廷中的时钟为准来校对时间。这只钟不管走时是否精准，它的时间仰仗于国王的权力而成了巴黎的标准时间。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技术上的操作，而实质就是与国王保持一致，表明政治上的认同。
钟声的社会意义由时间的社会性所规定。当一群人共同从事一项活动，时间就起到了协调行动的作用，而报时的钟声就是集体行动的信号。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的钟声主要服务于修道院内部的集体行动；教区教堂的钟声为辖区内的信徒提供做礼拜的时间信号；而城市公共时钟则服务于城市社会的每一个人，人们根据各自所需的报时信号，参与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
从中世纪晚期以后，欧洲城市钟声的内涵不断丰富，除了常规的报时功能以外，钟声还具有其他社会意义。在中世纪，钟是神圣的物件。人们相信它们具有神秘的力量，有纯洁空气和驱散恶魔的能力。在现代早期的英国，人们仍然广泛地认为，钟声可以制服恶魔的世界，传播中的钟声可以阻止恶魔在临死的人身上徘徊。同样，在雷电交加的天气里，人们认为钟声可以驱散在空中正在发生碰撞的邪气。
教堂的钟声也开始为世俗活动提供服务。例如国王登基的日子、国王的生日等，是民众欢庆、纪念的日子，教堂会在这些日子敲起钟声。有的教堂钟只是一两只钟的简单组合，而有的教堂钟则由六只到八只调好音调的一组钟组成，意在为城市增添节日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