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可以给人们带来一个开放的心态，哪怕仅仅给人们带去一份对他人和其他生活的好奇。我们关注着身边满是变化的世界，用关注表达着关怀，我们想文以载道，想实现理想。拿起摄像机拍摄这些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
我拍大众，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比如改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二十四城记》。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我对时代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个体命运很感兴趣。这个出发点是个人的，但是影片在放映交流过程中产生了宏观的解读。什么是宏观？宏观是跳脱细节去思考更加本质性问题的能力，比如对人类命运、对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判断——从个体出发到超越个体上升至对一个整体的呈现，进而理解、思考人类某个普遍问题，我认为是我们文艺创作需要弥补的短板。
今天，我们的观众和读者正在慢慢学会面对个体的体验和反应。以前的电影，观众可以直接把握住它在说什么，比如《黄土地》是民族的根、《红高粱》是生命的自由奔放，这是一种集体意识。当主体创作呈现得非常个性化时，当我们的文艺提供了千差万别的个人感受和个人观察时，就容易出现“看不懂”的反馈。“看不懂”并不是指故事，故事都看懂了，“看不懂”是指尚没有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针对个体经验的解释框架。
从个体经验出发的创作，对创作者也有很大的挑战：无论是写剧本还是拍摄，达到准确、深入，都是最难的。电影不管在形式上、结构上怎么多变，核心一定是关注人是怎么活着的、是怎么彼此间产生各种情感的。对于人的关注和观察力不能丢，要用心去抵达物质世界背后的深处，否则进入不了人物内心的核心地带。
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尚没有经历太多起伏和时间历练，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从时间角度去理解人，所以我过去的电影比较多聚焦社会变迁给个人带来的影响。随着年龄增长，我开始更多地回望人的情感，想事情、看人往往会从过去考虑到现在，会去感受人是怎么被时间改变的。时间是抽象又是具象的，它是日日夜夜，是点点滴滴，它包含着人自身的变化，也包含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前者，后者可能更显而易见、更激烈。当这个个体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结合到一起，十几年时间对人的雕琢会带来物是人非的感觉。
《江湖儿女》就是出于这样的感受创作出来的。“江湖”本意是指有情有义，有男有女。不过我在影片中更想传达的是许多人共同的感受：这些年很多人都离乡背井去陌生城市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机遇，一路上经历很多挑战。所以这部影片虽然表现了一个变革的时代、复杂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但最终强调的还是“儿女”，是这些“人”在岁月中的体验。我自己就见过很多这样的人，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人在不断成长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是需要家乡的，家乡是一个人的来路，我之所以不断地拍摄山西生活，因为那正是我了解自己的角度之一。
对于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体验到的真实世界。面对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面对它史诗般的激荡变迁，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各种感受与情感，我作为一个电影导演，都需要去努力捕捉它、呈现它，都应该诚实和庄重地面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