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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不去的是曾经流逝的岁月，还能回去的是我们的记忆。如今住在宽敞明亮的新房，常常会想起住在工人新村里的难忘时光。那些发生在工人新村的往事，就好似一部经典的老电影，时常会在脑海中一幕幕地回放。
满满的幸福感
上海第一座工人新村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亲自选址并批准建造曹杨新村。当时上海确立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要为工人阶级服务。”此后为解决工人的住房，各行各业有条件的企业陆续建起了大大小小二百多个工人新村，许多工人新村还以企业名称命名。
1960年我五岁那年，搬进了由父母所在单位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建造的建机新村。我家五口人，住的是近20平方米加上一个约4平方米阳台的中户，每月约2元的租金。整个新村由5幢四层楼房组成，每幢楼由3个门号组成，每层住2到3家不等，大户中户各带有一个阳台，合用配有煤气的厨房和带浴缸的卫生间，每个房间地面铺有地板，房顶天花板则用绿漆细木条分隔成一个个正方图形，看上去很是美观。住进新村里的人，告别了当时还普遍使用的马桶、煤球炉，有了让人羡慕的煤卫设施。
相距几十年后的今天，只要说起当年迁入新居时的情景，我九十岁的母亲还是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幸福感顿时洋溢在脸上。
说是工人新村，其实厂里的领导干部也居住在一起。那时干部在住房上没有什么特殊政策，基本是按人口分配，只是在职务上略有照顾。记得隔壁号门里，住着父母单位里的一位厂长，全家五口加上一位老人，住着两间不到50平方米的独用套间。
曾听父亲说过，厂里科长以上的领导大多是解放区南下干部，隔壁那位厂长，还是一位行政十二级的高级干部。在我印象里，他就像邻家一位和蔼的山东叔叔，每天步行上下班，只是偶尔看见有厂里的小汽车来接送。要说特殊的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沙发，就是在他家里见到的，那时沙发是稀罕之物，我还清晰地记得，这对皮沙发旁还有一行用油漆写的小字，长大后我才知道，这是干部实行供给制时配给借用的。
那时干群关系简单融洽，干部也没什么官架子，大家上班在厂里见，下班休息天在新村里见，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新村里干部群众互为邻居，整个新村从1号到15号，每家父母的名字、在哪个车间或部门上班，有几个孩子包括这些孩子的绰号，彼此也都一清二楚。
知根知底见面都叫师傅
新村里父母大都在一个单位上班，上班称师傅，下班之后见面彼此间还是王师傅、张师傅相称。父母之间知根知底相熟，住在新村里的孩子之间便有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于是乎邻居之间也显得格外客气。
我家有人过生日了，会端上一碗排骨面送去，他家包馄饨了，也会回送一碗，遇上偶尔自酿的甜酒酿，家乡送来的土特产，更是会拿出分享，其乐融融就像一家人一样。孩子们一会儿围在二楼下四国大战军棋，一会儿又躲进三楼邻居家的床底下捉迷藏。当年底楼的邻居家有5个孩子，母亲又没工作，就在自家的阳台上摆了个小书摊补贴生活，对外租阅是一分钱看一本，我则是经常跑到他们家里，看了一套又一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的连环画，都没问我要过一分钱。
每天傍晚时分，一辆辆自行车从广灵四路方向似鱼贯而入进入了新村，通常前面骑车的是父亲，后面书包架坐着的是母亲。这些自行车响起了召唤孩子的铃声，在附近玩的孩子看见父母下班了，赶忙上前迎接，跟随父母回家。而另外一些在远处专注地玩着各种花样游戏的孩子，并没注意父母已下班，但不多一会儿，就会听到此起彼伏不同口音、不同音量大人们的声音。那些没听到父母召唤的孩子，会被跑来报信的小伙伴提醒，“侬好快点回去了，絶爷娘已经光火了。”
此刻各家的孩子就会像鸟儿一样纷纷归巢。热闹了一天的新村才慢慢安静下来，那一间间厨房的窗口，又传出了锅碗瓢勺和砧板切菜的声响，飘出了各种饭菜味道的香味。
家和厂有扯不断的关系
父母的单位是个有近3000人的中央部属企业，曾生产出我国第一台大型液压挖掘机，一度还承担着援外军品任务。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为展览中心）制作的镏金塔和上面的五角金星，至今还在闪耀着这座工厂曾经的辉煌。那时厂里工人医疗实行的是全劳保，没有工作的家属和未成年孩子是半劳保，我们住在新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和父母的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记得我在小学二年级阅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烈火金钢》，就是父亲从厂工会图书馆借来的。那些年靠自家购买的图书有限，新村里孩子们很多课外读物，都是父母从厂图书馆借阅而来。
厂里还定期会在大礼堂放电影，在那个时代，能看上一场电影，绝对是一顿文化娱乐大餐。新村里的孩子们只要隔天听到大人们说起厂里要放电影的消息，就仿佛像过节一般高兴，第二天会早早就吃好了晚饭，小一点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大孩子则三五成群结伴，一路兴高采烈地涌向厂内的大礼堂。那些年看过好多电影，还记得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部名叫《追鱼》的戏曲片，因是极其稀有的彩色电影，影片中五彩缤纷的画面，至今还留存在记忆里。
到了冬天，还没有如今的热水器、取暖器，为解决职工家属洗澡的问题，厂里每周还设有家属浴室的开放日。
每到开放日这一天，新村里就显得格外热闹，吃完午饭后，便可看到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的孩子们雀跃着走出新村，走向那个温暖舒适、可以淋浴又可以泡澡的大澡堂。
洗完澡后，孩子又是熟门熟路地走向父母们工作的地方，等待父母下班一起回家。我母亲在厂里的检验科计量室，那些量具仪表需要恒温，她知道我要来洗澡，就事先在电炉上烤着馒头片，我每次洗完澡去，都能享用到咬在嘴里又香又脆的馒头干。
在母亲工作的计量室，我还幸运地见到了从部队复员在此工作、当年上海享有盛名的工人诗人张鸿西。由他作词的《鞋儿破，帽儿破》《家春秋》《日出》《铁道游击队》《祖国，慈祥的母亲》等上百首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曾风靡全国，还摘取了中国十年金曲词作的桂冠，得到过巴金、曹禺等老一辈艺术家的拊掌称赞。
后经母亲推荐，我还在这间计量室里向他拜师学艺，在断断续续几年时间里，我每次去见他，不是叫张老师，而是按工厂的习惯恭敬地叫一声张师傅。他看到我来了则会搬把椅子，在他临窗的桌前，为我深入浅出地讲解创作技巧，为我推荐阅读书目，为我的习作进行逐行逐句的点评。他说：“要写好一首诗，一定要有精巧的构思，一个题材可从正面侧面背面、俯视仰视各角度去表现，只有你从各个角度进入了，才会知道哪个是最好的，就像摄影取景的道理一样。”有一次他看到我交的“作业”很马虎，有点打退堂鼓的样子，便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道：“既然你喜欢上了写作，就要勤奋，就要有宋朝词人柳永‘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那种精神，你要为你的喜爱而甘愿去消瘦去憔悴。”他说的这番话，尽管四十多年过去了，却还犹在耳边。
说来也巧在我母亲工作的计量室里，我还遇到了同样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工人诗人、后任该厂工会主席的陈学新师傅，每次去他也总是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稍有空闲便为我“开小灶”，帮我析解一些优秀作品，让我获益良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想起计量室里的师傅们，那一张张和蔼可亲的笑脸，我的心中便漾起了一阵阵暖意。
功能齐全的商业网点
当年的工人新村，都相应配套建立了各种商业网点。在建机新村西南面的广灵一路两旁，最早是一个露天集市，早上买菜买早点挎着竹篮的人群，熙熙攘攘地挤满了路面，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更是让集市增添了热闹，充满了活力。
记得拿着母亲给我的一角钱去吃早点，穿过拥挤的人群，在这条路旁的摊点上，吃上一个大饼、一根油条，还可以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在这个集市里还有我至今都难忘的老虎脚爪、油墩子、糍饭糕等众多上海特色早点。
有时还会拿着牛奶空瓶和按月付费的牛奶卡，去马路集市对面的友谊新村牛奶发放点，换取用一根细绳扎住油纸封口、封盖上面有一个红色火苗图案的光明牌牛奶。那时的牛奶，不知怎么比现今的牛奶好喝多了，拆开蜡纸封口，打开一个圆圆的纸垫，上面还凝结着一层白白的奶油呢。
横亘在广灵二路至广灵四路这段路两旁的集市，如果是当时副食品供应中心的话，（集市后移至广灵四路上的室内菜场）那个名叫新商店的地方，则是居住在周围的商业新村、洛阳新村、石油新村等这一片工人新村里每个人的商业中心。
新商店这个名称从何而来，有人说是先有旧的广中商店，所以叫新商店，但具体的出处已无从知晓，每个大人小孩约定成俗都这么叫。说它是商业中心，因为这里从水果、糖果、糕点到五金杂货、布匹服装各种商品样样齐全。它的南面是理发店、东面紧邻的是饮食店，在它的北面则是邮局、酱油店和米店。
新商店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像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的铭文，只要想起，眼前就会浮现出许多仿佛发生在昨天的往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有时去逛一圈看看那些充满着诱惑、放在大口玻璃瓶中的糖果，看看橱窗里的各种蛋糕点心，看看吊在支架上竹篾做的水果篮，也是件很开心的事。有时拿着父母给的零花钱，在那里吃上一根向往已久的赤豆棒冰，或者奢侈一回吃上一块光明牌小冰砖，那种满足的幸福感瞬间会挂在脸上。回味起那种美滋滋的感觉，唇齿间还会涌现冰凉香甜的味道。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新商店对面米店排队买山芋，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计划供应，每个月每人口粮中大米限购五斤，其余只能是糙硬的籼米和面粉。而山芋上市时可用一斤粮票购买七斤山芋，大人们可能觉得既合算又可换口味，于是山芋变成了紧俏商品。母亲上班前，会事先把购粮证、粮票和钱放在五斗橱抽屉里，只要听说有山芋卖了，我便会随着新村里的孩子一起，拿着装山芋的洋面袋成群结队地拥向那里。
然后，母亲用灵巧的手将那些红心山芋、黄心山芋，变着花样熬出了山芋粥、烘出了山芋馅的饼、蒸出了山芋馅的包子、煮出了放糖桂花的山芋汤。
无忧无虑开心的童年
那个年代家家没有电视机，孩子也没有游戏机，电子管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也是好几年后慢慢开始普及的。记得在小学三年级时跟着邻居家一位初中大哥哥，到虬江路、牛庄路淘零件，装过一个拿三夹板做外壳的入门级矿石收音机，戴着一副大耳机，只能微弱地收到一二个电台。
尽管没有精致的玩具和先进的电子产品，但那时玩的内容是那么丰富，玩得那么开心，恐怕现在的孩子是无法体会和想象的。
新村里孩子比弄堂里孩子还有个优势，就是玩的空间大。在新村楼与楼间隔的空地上，在高高的柳树上，在冬青和夹竹桃的树丛里，到处有我们欢乐的身影。打玻璃弹子、刮刮片，抽“贱骨头”（陀螺）、飞香烟牌子、划线扔砖头、“斗鸡”、顶橄榄核、滚铁环，拿一把旋凿向上抛起，垂直插进稀泥上圆圈标志内的“吃猫呜”，还捡来棒冰棍自己动手，用橡皮筋捆扎做可发射纸制子弹的枪，用劳动车轮子上粗钢丝做火药枪、做打麻雀的弹弓……还时不时又有创新的玩法，好像每天都有玩不尽的花样。
那时男孩有男孩的游戏，女孩有女孩的玩法，男女之间互不相同，若有男孩参加女孩的跳橡皮筋活动，便被戏称为“娘娘腔”，女孩若参与男孩的“斗鸡”游戏，也会被起哄嘲笑。 若碰上下雨天，在“号门”里一定会有一群孩子从一楼顺着楼梯扶手爬到四楼，再顺着扶手滑到一楼。雨停后拿着自制的竹管筒水枪，汲着各处水塘的积水，人分两拨对垒，开打起了水仗。
尤其是夏天，从早到晚是内容最为丰富也是最开心的季节，上午小伙伴们扛着网兜、拎着一只大口瓶，去水电路外（现虹口凉城地区）田边小河里捞小鱼小虾，爬树粘知了、捉天牛、捉金乌虫，采桑叶喂蚕宝宝，或穿过东海舰队海司旁的小路去靶子场捡子弹壳。下午结伴又去建工医院旁的建工游泳池游泳。
吃完了晚饭，大人孩子们洗完澡，一手拿着蒲扇，一手拿着小矮凳，纷纷走出家门，随着“木拖板”踩在水泥地上踢踏踢踏的声音，新村东面的河边，很快便聚集起乘风凉的人群。 那时坐在河边，看见天上的夜幕很黑，夜空中的星星也特别亮，河的对岸，不时有阵阵清脆的蛙鸣声传来，平静的河面上，偶尔还会有一些咿咿呀呀摇着橹卖西瓜的木船驶过。大人们三五成群，小孩们则是哪里热闹往哪里凑，那些在厂里没说完的话题，社会上的传说，小说中精彩的故事，更有让人听得汗毛直竖的鬼怪神话，这些内容成了纳凉时年复一年不变的主题。
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工人新村居住过的人，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那是一段挥之不去难忘的经历。那时所有食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计划供应，日常洗衣服的肥皂，天天点煤气灶的“自来火”，吃的粮食、肉蛋，穿的衣服，盖的被子，几乎吃穿用的商品都实行计划供应。
记得家里的粮票、布票、工业券等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票证，都被母亲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红漆的梳妆盒，然后被锁在五斗橱的木门里。那一张张印有各种图案票证的重要性，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
有段时间家里一天要吃两顿粥，这粥里尽管会放些面疙瘩或山芋，到晚上才能吃上一顿干饭。每顿吃完后总觉得还是没饱，总盼望着下班的父母，能从厂里带回几个带着酵母香味的淡馒头。
对于我们家的生活为什么会那么拮据，我一直觉得不太理解。我知道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但国家给每人定量供应的粮食并没有减少，父母每月的工资也没有少发呀。 在很多年后带着这些疑问我曾问过母亲，“当年父亲每月有百元工资，您也有每月几十元的收入，按当时每月每人最低生活保障只有五元钱的水平，我们一家五口人应该不至于那么困难吧？”母亲沉思了良久告诉我：“那几年老家无锡也闹饥荒，时不时就有亲戚住在家里，而且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你父亲还经常要拿钱粮去接济亲戚，这样家里钱粮还够吗？我们俩人要负担的哪里只是你们三个孩子？我当这个家难呵。”
母亲一番唏嘘的话语，解答了我的疑惑，也道出了父辈浓浓的亲情和乡情，我知道当年新村里有很多和我家同样的境况，都在分担着家乡的困苦和饥饿。
无锡是江南富庶的之地，在那时都饥肠辘辘，更何况其他地区。回想那些日子里，常常有安徽讨饭的人在新村里逗留，也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个星期天中午，我看见父亲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还夹了一块红烧肉和菜走下楼去，当时觉得很奇怪，他要干吗？就跟着去看个究竟，只见父亲在底楼大门外，将手中的饭菜，倒入一个面黄肌瘦、颤颤抖抖讨饭老人的钵中，一边倒一边嘴里还喃喃自语地说着：“可怜呵，都快饿死了。”对父亲的举动，当时我很不理解，家里一周才能吃上一顿红烧肉，你就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了。
此事等我长大后，才慢慢体会到了父亲那代人同情弱者、发自心底的那种的善良，也明白了当年为什么有很多讨饭的人，喜欢在我们这座工人新村里逗留，就是因为有许多像我父亲一样的人，在默默地付出他们纯朴的同情心和爱心。
那些年里，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糖果点心、水果零食，但是无忧无虑并不觉得度日艰难，每天照样玩得不亦乐乎。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却也会给我们带来无比的惊喜。
有时正在高兴玩耍，忽然听到远处传来的“调糖，调糖”的吆喝声，大家便会不约而同地激动起来：“调糖的人来啦”，随着叫卖声的临近，所有的孩子不约而同地朝家里跑去，拿出平日里收集的铝制牙膏皮、旧铜废铁、鸡胗皮……随后团团围在了糖担的周围。
那个卖糖人根据这些东西的价值大小，一手拿一把长形的刀，一手拿着一根大螺栓，只听“当”敲一下，又“当当当”连续熟练地敲击着刀面，那块像饼的形状、上面洒着白粉的糖块，即刻间便被分解成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小糖块，然后再依次分发给围在一旁、个个眼睛发亮垂涎欲滴的孩子们手中。
时光荏苒，随着时代的发展，昔日被称为新公房的工人新村，今天在房产交易市场已被称作了老工房。曾经住在工人新村里的父辈们，有很多已经离开了我们，在他们哺育关爱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后代们，大部分也都开枝散叶居住到不同地方，有的甚至远涉重洋去了国外。但每一个曾住在这里的人，就像从这里起飞的一只只风筝，不管飞得多远，飞得多高，身上那根思念的线，会永远牵挂在陪伴我们成长的工人新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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