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9年正月，时年81岁的黄公望为友人班惟志画了一幅《雪山图》。巧的是，刚落笔，雪就开下，画一完成，雪便停止。这桩“奇事”被黄公望写在题记中：“至正九年春正月，为彦功作雪山次，春雪大作，凡两三次，直至毕工方止，亦奇事也。大痴道人，时年八十有一，书此以记岁月云。”画雪和下雪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者说，一件虚拟的雪的图像，和真正的雪之间，因为画家的手而有了关联。
明清以来，这幅画被冠以新的名字《九峰雪霁图》（见图一），可能是因为黄公望长期在松江地区活动。所谓“九峰三泖”，正是松江名胜。但画中远景的尖峭山峰与巨石堆叠而成的柱状主山，都在营造仙境一般的疏离感，应视为画家的视觉想象。
正月画雪，意欲何为？
文震亨在《长物志》“悬画月令”中说，一年的不同时段，都需要在家里挂上不同的“应景”绘画，“十一月宜雪景”。十一月只是对于寒冬的粗略概括。人们期待在最冷的时候下雪，届时屋里屋外白雪交映，会是多么有趣的呼应。如果雪迟迟不来，挂上雪图，便等于是在召唤瑞雪降临。班惟志请黄公望画的雪山，尽管比文震亨早了近三百年，或许也有类似的意图。这幅画高117厘米，宽55.5厘米，是一幅单条的尺寸，正适合挂在书斋中。至正八年的冬雪迟迟未下，没想到黄公望一画雪图，春雪便普降人间。
中国美术史中和雪有关的最有名的作品，其实并非雪景绘画，而是一件仅有28个字的书法。这充分说明了对雪的观看，不如对雪的想象来得重要。公元4世纪某个冬天的一天，绍兴，阵雪飘扬，时雪时晴，王羲之想起因为有事情不能和一位姓张的友人聚会了，于是写了一封短信，聊表歉意，并致雪天的问候：“羲之顿首。快雪时晴。佳想安善。未果为结。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在王羲之的传世作品中，大概除了较为长篇的《兰亭序》，这封信是最能激起人们视觉想象的。赵孟頫深爱这件书法，他专门摹写了“快雪时晴”4个大字，送给黄公望。现存的赵孟頫这4个大字，配上了一幅黄公望的雪景山水（见图二），不过如鉴定家徐邦达所说，这幅雪景是后配入的，与“快雪时晴”的主题可能没有关系。画面是被积雪群山环绕的一处建筑群。没有人，最高处的高台建筑里，有一个供桌，摆着一个香炉，还有一个大型的莲花座，或许暗示着这是一所道观。十分特别的是，远处的雪山顶，升起了一轮红日。尽管看起来是表现快雪时“晴”，但冷寂的白雪与热烈的红日形成的阴阳对比，表达出某种特殊的对于内丹修炼的经验。换句话说，黄公望的雪景山水，不是外在的眼睛看到的美景，而是内在之眼所见的奇观。
宋代是雪景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始建立一套专门语汇。韩拙在《山水纯全集》中写道：“冬则画以人物寂寂，围炉饮酒，惨冽游宦，雪笠寒人，骡辆运粮，雪江渡口，寒郊雪腊履冰之类也。”可见，雪是寒冬的重要配置，而雪景一般都要配以出行的人，比如戴着雪笠出行的旅人、在大雪弥漫的江边等待渡船的旅客、雪天出行郊外的文士等。长途旅行一般是官员的游宦、商人的运输，短途出行常常是文人的访友或游玩。目的虽有不同，但都是社会性活动。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长桥卧波图》页虽然是一幅小团扇，却能很好地反映出这些活动。画面是一幕雪霁的景色。江面水波均匀，说明天气很好，微风吹拂。红漆的长桥横贯江面，连接起左右两边的陆地。右边的陆地上建筑朴素，岸边还系着两艘小艇，其中一艘是供出行的篷船，看起来颇像文士的住所。对岸，另一艘篷船正向这里划来。与之相对的左边，则是另一所有凉亭、水榭的华丽园林。除此之外，左边陆地上还有一所有七级浮屠的大型佛寺。雪恰恰就是使得一个地方得以成为胜景的重要因素之一，譬如，在许多地方的所谓“八景”“十景”之中，往往都有雪景，如“潇湘八景”的“江天暮雪”、“西湖十景”的“断桥残雪”、“燕京八景”的“西山霁雪”等等。画面中还有各种人物活动。那远处的雪山，因为人的活动才成为景，人的活动也因为雪景才体现出意义。
黄公望的雪图，没有一个人，消除了一般的人类活动。或者可以说，这画面不只为了观看，也是为了闭目冥想。也许，一幅名为《槐荫消夏图》的画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盛夏的午后，庭院中槐树下，文士在榻上午休。榻上有一扇屏风，画了一幅雪景。能够用于消夏避暑，说明雪景不只是为了与冬天的寒冷呼应，而是以寒冷的景物来使人清凉。画中文士已惬意地入眠，对他而言，屏风上的雪图，作用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心灵。难道不是这样吗？雪图中巨石和寒林下的水面，有一艘驶来的小船。这正像入眠的文士在梦境中悠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