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界有一种把明朝灭亡归咎于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主流倾向。僻处宁都的魏际瑞、魏禧、魏礼三兄弟则离立于这股潮流之外。魏礼指斥那些挞伐王阳明的人说：“今之攻文成公者，彼乌测文成公之造诣为何如。乃至乳臭小儿，亦矢口而肆嫉詈。夷考其行，无能为役。语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然彼所自命吠形者，亦何尝见其形，则皆吠声焉云尔。”（《魏季子文集》卷八《答李昂若书》）犬吠之喻显示了魏礼反潮流的斗士风采。宁都三魏的经术文章重在经世之务，归于实用。魏礼主张儒者应该通世务，达时变，“否则雕塑周程之像于堂案，列《通书》《正蒙》之册，可谓有益于世乎”（《魏季子文集》卷八《与邹幼圃书》）。魏际瑞治学长于在日用事物上求其妥当，他认为事贵阅历，理必躬行，圣贤学术要见诸行事，不能只是正襟危坐，空言性理，“作事如王文成，处物如大程、周子，然后可谓真道学也”（《魏伯子文集》卷二《答叶尹如》）。
在《宁都三魏全集》中，魏禧有关王阳明的文字最多。明清鼎革之际，魏禧和伯兄季弟退入翠微峰，与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彭士望、林时益在斗绝之顶上的“易堂”研究《周易》精义，探讨致用安身之道，人称“易堂九子”。魏禧所居勺庭，环屋皆种桃花，彭士望描绘此间景色说：“云中莲叶秋池艳，天半桃花春井香。”在这“桃源”中，魏禧的日常生活貌似超然，其实身体虽隐，内心却葆有“介入”社会、施手乾坤的志向。他认为，北宋以降的儒家正人君子谈道学，往往迂疏、狭隘、弛缓。即便有当世名臣，明大义，立风节，轻生死，人格皎然，但一旦临事遇变，则束手无策，垂头丧气。天下才智之士都嗤笑道学是百无一用。而一洗儒者之耻的是王阳明，其人以伟儒而为名臣，以道学而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
康熙十一年，魏禧客居苏州，昆山学者蔡方炳请魏禧为其父山西巡抚蔡懋德（谥忠襄）作传。于是，魏禧拿他的人生偶像王阳明作为标尺来衡量蔡懋德：“公为井陉道，凡事咨决于公。公留心人才，人有一能者，必籍而记之，是以所至得人。迁调属吏，拔识将帅，无不尽其才，真宰相器也。禧读公从政书，处事精详整暇，动中机宜，虽大且难者，皆能要其始终，成确然之效，而若无事。盖公学本诚正，出之以和平，而济以通敏。禧尝叹息：国家三百年，真宰相才惟李文达公贤，张文忠公居正，其德量又不足居之。汉、唐、宋以来，相业之衰，未有甚于此者。呜呼！使如文成、忠襄者得在此位，其事功又可胜道者哉？”（《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魏禧不愧为大手笔，文中记叙蔡懋德生平能令其人须发毕现，但文末“道学宰相”的大议论更是光气炯炯。
在历代名臣中，魏禧最为推崇李纲，称李纲“为汉以来第一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李纲能举用张所、傅亮这样的才气智略之士。张所、傅亮善于招徕豪杰，岳飞就曾经是张所的部下。而韩琦不能用张元、吴昊，致使二人转投西夏，为敌所用。魏禧《读宋李忠定公集》一文假设道：让李纲镇守西陲，“能灭夏臣夏而有余”，其功业将远超韩琦、范仲淹；如让李纲当岳飞之任，也一定能不听金牌召还，直捣黄龙府而后止。在此文中，魏禧用王阳明量度李纲：“忠定敢于担当，而措置阔大，能得要领，其细碎处不必一一周到，然已无不举矣。国朝王文成公，思虑周密，能通权达变，以合于道，亦三代后第一流人物也。其奏札与忠定相上下。然就二公较量，文成当大事，镇定精详，发无不当，但微觉心力有竭尽处；忠定则安闲挥掷，神力沛然有余，其才具似较大也。忠定安抚江西，区画虔寇之方，仁至义尽。文成抚赣，全以此为模本，便成三百年第一功业。推为汉后一人何疑哉？文成奏议刚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经天；忠定奏议雄深晓畅，浩浩乎如江河之行地。”这篇文章对人物的比较分析，用彭士望的评语来说，是大处如金鳷擘天，小处如牛毛破析。其持论是比较平允得体的。面对钦、高之昏庸，金人之强劲，加之以童贯、蔡京、汪伯彦、黄潜善之奸毒，李纲仓卒受命，立见功效。就处境之危困和建功之恢宏而言，李纲比之韩琦、范仲淹、王阳明，确实表现出更为挥霍的才具。魏禧不仅认为李纲的智名勇功在王阳明之上，而且在《魏叔子日录》中说，李纲的奏议卓然高出于陆贽、王阳明的文章。不过，他在《四此堂摘钞叙》和《书欧阳文忠论狄青札子后》中指出，阳明奏议、文告为古今第一，超过了贾谊、晁错和李纲。魏礼也认为阳明公移之妙天下第一，其《与邹幼圃书》说：“近从友人借读王文成公集理学语，礼不得知其文章刚健纯明。其《别录》之为奏对公移者，则真天地父母之心，圣贤豪杰之略。三百年来一人，洵不虚也。”
魏禧所欣赏的王阳明文章其实就是《阳明别录》中的奏札、文告和公移。他在《四此堂摘钞叙》中称赞《阳明别录》：“盖文成公《平贼》诸疏及《区处平服地方疏》，其思虑精密，仁之至，义之尽，虽圣人复起无以过，而文章雄肆巨丽，则又汉、宋以来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简切，使言无余意，笔无溢字，则东房所作时或过之。”《四此堂摘钞》是他长兄魏际瑞在浙江巡抚范承谟幕府中撰写的奏记、告谕、公移之文的选集。“东房”是魏际瑞的号。推奖和溢美是为他人作书序书跋时惯常的言说方式。用王阳明作为权威底色，衬托他人，已经成为宁都三魏论人衡书的批评定势。魏礼《书梁公狄甲乙议后》也称赞梁以樟所上封事剀切练要，“宋李忠定、昭代王文成，其论事陈奏弗是过”。
魏禧用《阳明别录》对比《四此堂摘钞》，是对其兄长应用文的极度赞美。他认为，二书的深思切论为他人所不能言。王阳明位尊权重，才智足以笼罩天下，相比之下，《四此堂摘钞》中的措置规模不敢望《阳明别录》之项背，“而曲尽人情利弊，言之简切处，时有胜于阳明者”（《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与彭躬庵》）。
在魏禧看来，王阳明开府赣南，日夜所思，身之所为，都是斩杀盗贼、攻取叛逆等惨酷之事，其汲汲于讨贼是“杀人而为积德”。虽然疾恶如仇，除恶务尽，但从王阳明的措施中廓然可见天地之量，蔼然可见父母之心，雍容宽裕可见儒者之器，“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赎之路；杀人也，必有哀怜恻怛，求其生不得之心；征调战伐，旁午纷纭，必经营夫厚风俗、兴礼教之本。”（《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四此堂摘钞叙》）季弟魏礼称此叙中评论阳明的文字是“入髓入神之言”。
魏禧生平为人，好作评断，在朋友姻党之间常常因发表逆耳忠言而被怪罪，于是慨然叹息：世不我知。等到一读《阳明别录》，赞叹不绝，唯有跪拜而已。以《阳明别录》作为标尺量度自己，便自悔学问不足。其《阳明别录选序》称赞阳明的成功之道是虚心采纳众人的意见，“谋之也豫以密，而发之曲以断”。他尤其赞赏任南赣巡抚、提督军务的王阳明，虽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但通达人情，上至君相僚友，下至属吏部民，都能先得其心，照应得委曲周至。魏禧在序文中还举了处理湖广兵的事情说明阳明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王阳明的桶冈之役，将天险一鼓而破，而从湖广派来的军队才行至郴州。阳明想阻止湖广兵前来，就犒赏其统兵官说：“固将士用命，亦湖广兵威有以摄服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王阳明思虑的是，用兵之道，实有不战而功多者，不彰显其功劳，则除摧锋夺级的前线官兵外，以后谁还愿意出力？况且拒湖广兵前来而不赏，后有调发，谁还肯用命？现在二省夹剿，我独成功，那么湖广的督抚岂能无忌？尤其不可以不安抚其心。在《魏叔子日录》中，魏禧谈到王阳明与兵部尚书王琼的关系：“王文成开府赣南，成擒濠之功，观其与本兵王晋溪往复手书，周密谦让，本兵主之于内，而开府始得毕力于外。”王阳明在给王琼的信中总是自称后进，对荐举自己的知遇之恩屡屡表达感恩图报之心。虽然二王从未谋面，但惺惺相惜，终成大功。魏禧在《与彭中叔》信中说：“晦翁不能摄服同甫，若遇王文成，当无告密结坛、以银为铁、种种辨论矣。”魏禧认为，如果让王阳明处于朱熹的境地，一定能处理好和陈亮的关系。人情势态十分精透，是王阳明经世济民的本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