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诗歌大国，然而历来是热心写诗的人多，而热心评诗的人少。宋代诗人洪适早就说过：“好句联翩见未曾，品题今日欠钟嵘。”金代诗人元好问也曾发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的呼唤。进入现当代，这种局面仍未曾改观。翻开刘福春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可以发现，所收录的诗人、诗集的数目比起诗评家、诗歌评论集的数目，要多出几十、几百倍，完全呈压倒优势。这种情况表明文人心中普遍存在一种重创作、轻评论的倾向，同时也说明想当一个称职的诗评家，其实也的确不易。也正由于如此，当我读到罗麒所著《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时，就不只是对书中所写的内容感到惊喜，更为诗坛出现了一位热心评诗的青年评论家感到欣慰。
这位青年评论家带来的不是某一首诗歌的评点，也不是某一个诗歌问题的专论，而是全景式地对中国新世纪诗坛的考察。写这样一部书是需要有实力、有眼光、有胆气的。罗麒是新世纪诗坛的亲历者，是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与风雨，伴随着新世纪诗人一路走来的。他阅读了新世纪诗人的大量诗作，目睹了这十余年来大大小小的诗歌事件，对新世纪诗歌有一种先天的贴肉感，对新世纪的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怀有深厚的情感。在对各种诗歌现象的描述中，罗麒采取的是客观、公允的立场，他更多地寻求对诗人的理解，即使是对某种诗歌现象予以批评，也是摆事实、讲道理，而绝无某些网络批评的自以为是。正是怀着对诗歌的热爱，对新世纪诗人的深情，才使他分外留心这一代诗人走过的匆匆脚步，记录下他们的创新与实验、挫折与进取、追求与梦想，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一定的实录性，为当代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也为后代学者的诗歌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罗麒对新世纪诗歌现象的研究，属于共时性的研究，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它的好处是有一种现场感、贴肉感，当然也容易有跳不出现场的局限，聪明的作者会懂得如何利用与评论对象同在一个现场的优势，但又要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
要打破“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评论家要有较深的理论素养与较高的理论视点。《21世纪中国诗歌现象研究》显示了罗麒对现象学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他意识到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现象”的本意就是显现出来的东西。当罗麒确定这部书的题目时，其实他始终没有忽视本质。他所指的现象是与本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新世纪诗坛种种现象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揭示诗歌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罗麒在论述新世纪诗歌现象时，并不是把诸种现象简单并置在一起，而是思索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力求对诸种现象进行较为合理的评析。由于21世纪的诗歌现象极其丰富与驳杂，在具体地探究每一种诗歌现象时，他还分别借鉴了历史的、美学的、社会学的、性别学的，以及文化研究的种种方法，从而使一片现象世界迸发出理论思辨的火花。
罗麒描述新世纪的诗歌现象时，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诗歌热潮”。这种热潮是由诗歌现象、诗歌事件和这些现象和事件中的主体创作所共同组成的。罗麒所称的纳入同一个相对科学的研究体系内的诗歌现象，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思想史、诗歌史领域中涉及的“学案”。诸如作者在书中论述的“网络诗歌”“地震诗歌”“新红颜写作”“新及物写作”等，均可以视为诗歌的“学案”。作者把这些内容丰富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诗歌现象，以“学案”的形式予以考察和描述，凸显了问题意识，既包括丰富的原生态的诗歌史料，又有作者对相关内容的梳理、综述与论断。这是一种对新诗发展的全新叙述。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在新诗与社会的关系、新诗对社会上不同人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从叙述形式上说，它以“现象”为重心来安排结构；从方法上说，它侧重考据与论断的结合。因此这种论述的价值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诗歌伦理学、诗歌文化学上的。
写诗与评诗，虽说是紧密相关的，但这毕竟是两个行当。相对诗人而言，诗评家要有特殊的修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论者须兼具“才、学、识”三长，三者之中，以识为先。有了这种独到的眼光，方能穿透层层云雾，直抵诗人的心灵，才能在复杂的诗歌现象中挖掘出背后的真谛。当然，具有这样一种独到的眼光也是很不容易的。陆游晚年曾说：“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宋人吴可亦有“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的说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在诗歌的海洋中经过四十年的沉潜寻觅，不敢说有多么深的体会，但是对陆游、吴可的学诗不易的说法却是深感共鸣的。罗麒正处在最好的年华，愿他把已经取得的成就作为新的起点，把诗歌评论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让自己的生命在与诗歌的碰撞中发出灿烂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