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重锦官城”是成都博物馆的一个基本陈列展，一件件文物讲述了成都从旧石器时代到“湖广填四川”的漫长历史，而在“西蜀称天府”这一描述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的环节中，那些充溢着笑意的人物陶俑，最让人心花怒放，也最能让我们想象生活在两汉时成都地区的富足。
汉代从宫廷到民间，百戏流行，从宫廷到街头，都可见到说唱、歌舞、器乐、杂技、魔术、斗兽等演出，击鼓说唱俑就是汉代娱乐文化繁荣的物证。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汉击鼓说唱俑，以写实手法刻画了一个正在进行说唱表演的艺人形象。它以泥质灰陶制成，高55厘米，俑身上原有彩绘，现已脱落。俑人蹲坐在地面上，头部硕大，裹着头巾；上身光赤，袒胸露腹；下着长裤，赤足，右腿扬起；左臂下挟有一圆形扁鼓，右手高扬鼓槌作敲击状。最具感染力的是俑人的表情，笑口大开，露出上排牙齿；笑眼眯成一条缝，前额的道道皱纹里都隐含着笑意。可以联想，表演到忘形之处，说唱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陶醉……在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相似的陶俳优俑，高60厘米，宽40厘米，坐在一个圆形坐垫上，头戴巾帽，上身袒露，耸肩，大腹，左手执鼓，右手握拳，作欲击鼓状，赤足，左脚弯曲，右脚蹬踢而出，身子略往后跌，同样是笑口大开，伸出舌头，双眉耸起，两眼微睁。
这种笑意盈盈在同时代同一地区的吹笛俑、抚琴俑、舞蹈俑的脸上都可以看到。成都金堂李家梁子汉墓出土的一件抚琴俑，盘腿而坐，身体微倾，双手抚琴，面带微笑，非常专注而自我沉醉的样子。还有成都六一一所汉墓出土的吹笛俑，头戴介帻，双手执长笛独奏，长笛下接一耳杯。汉代长笛受羌笛影响，作竖吹状。更可爱的是陶立舞俑，梳扇形发髻，髻上簪花，现存三朵，额上束巾，束腰带，左手提着裙子的一角，右手执长巾，动静有致，欢愉恬然。
即使是一些反映日常生活的提罐俑、庖厨俑、持锄持箕俑，也都散发着憨态可掬、丰盈自足的田园气息。同样是六一一所出土的汲水俑，立姿，梳着扇形发髻，髻上簪花，身穿褶领荷叶襦裙，左手提水罐，右手提绳子，步态轻松，仿佛对生活充满憧憬。庖厨俑更为常见。往往身前置一圆形盆，盆上架着俎案，俎案上列有动物模型，俎案下的盆中也装满了各种肉食。陶俑则跽坐于地，左手虚按，右手虽然空空，但却像拿着工具，同样是双眉含笑，双眼微眯，双唇微张。
秦汉时期，成都作为蜀郡郡治，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列备五都”，物产丰饶，世称“天府”。《蜀都赋》中说成都有400闾里，道路宽阔，交通发达，建筑华美，是大型的工商业城市。同时期出土的汉代陶楼、市肆画像砖、庭院画像砖、车马出行画像砖都可以为我们展示当时成都城的细节。
1975年8月，成都市文管处在曾家包发现了非常巨大的石刻画像，其中一件高300厘米，长277厘米，由三组自上而下的画像构成。最上面一组画像为“狩猎图”，画的是一个狩猎者在群山中追逐野鹿的情景。有野鹿飞奔，有紧依群山的潺潺河流，河流中的游鱼摇头摆尾，鸟儿们在天空中自由飞翔。这幅狩猎图再现了汉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第二组画像为武器架和织布机，巧妙地把战争与和平生活连在了一起。武器架上的叉、戟、矛、弓、弩、箭等都排列得十分整齐，在武器架旁边还立着一根桅杆，桅杆顶端爬着一只顽皮的猴子；而桅杆下有一匹骏马和一辆大篷车。画像上的织布机共有两台，跟我们现在偶尔能看见的织布机基本一致。第三组画像为“酿酒图”，对汉代成都酿酒作坊的生产全过程作了描摹，女人从井中汲水，男人用牛车送来谷物，然后是一组制酒工艺的流程图，包括炊煮、酿造和发酵，芬芳的酒液被注入陶缸中。四周还有鸡鸭成群，它们像是闻到了酒糟的香气前来觅食。
汉代是中华文明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文字的便捷带来了文化的突飞猛进，疆域拓展带来更多人员流动，社会从业形态趋于多样……四川出土的大量汉砖、汉俑生动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