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叶克飞
曾有人说：“金庸的江湖再远都有一座庙堂”。之所以有此说法，是因为金庸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颇具士大夫情怀，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他早年曾在北京谋外交官差事，却不可得，被迫远走香江。创办《明报》的初衷也是问政，写武侠小说纯属无心插柳，却因此成名。
不能涉足政坛，多少是金庸的内心遗憾。也正因此，他笔下人物多有庙堂之心。尤其是早期人物，基本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路子。陈家洛与虎谋皮，搭上香香公主性命，只为了反清复明。袁承志在为父报仇与国难间挣扎，直至事不可为。郭靖从一个呆板少年成长为一代大侠，不惜放弃金刀驸马高位，与成吉思汗决裂，坚守襄阳直至殉国，“侠之大者”的关键就在于家国情怀。
在早期作品中，金庸的价值观完全是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生逢大时代，他将跌宕中的情怀与隐痛投射于武侠江湖，也因此更能唤起海内外华人的共鸣。
但金庸毕竟曾受西方现代文明滋养，不仅心怀庙堂，也知江湖之远。虽醉心政治，但他的性格中仍有淡泊一面，因此深知“事不可为”的道理。
当事不可为时，唯有郭靖殉国，而陈家洛远走大漠，袁承志漂泊海外，都成为时代的隐者。后期作品受时势影响，心态变化更为明显，《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就是那动荡诡谲、人人为权力奔忙的江湖中，唯一的、真正的隐士。
这颗赤子之心，才是金庸最可贵之处。
在金庸小说中，我最爱《倚天屠龙记》里的一段：明教蝴蝶谷大会后，诸路人众向张无忌告别，“众人虽均是意气慷慨的豪杰，但想到此后血战四野，不知谁存谁亡，大事纵成，今日蝴蝶谷大会中的群豪只怕活不到一半，不免俱有惜别之意……那‘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的歌声，飘扬在蝴蝶谷中。群豪白衣如雪，一个个走到张无忌面前，躬身行礼，昂首而出，再不回顾。张无忌想起如许大好男儿，此后一二十年之中，行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忍不住热泪盈眶。”
明教群雄，自张无忌以下，即使以智计著称的杨逍和彭莹玉，都仅仅是江湖人物。明教的种种努力成果，最终落入野心家之手。但我之所以最爱这一段，正是因为明教的理想主义。大好男儿，白衣如雪、依依惜别，然后将鲜血洒遍中原大地，让人有生当如是之感。
一个时代，最不可缺的，便是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