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开始反省自身，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更新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深厚绵长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互相支撑，互相影响，均衍生出新的内容，可以称为“近代互构”。
一
“忧患意识”最初是针对殷商时期人们听凭鬼神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习俗而提出的，其基本内容是：个体在面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种种困难时，应在敬畏之心的基础上，通过谨慎的态度、坚毅的行为来解决问题，积极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并保持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在政权与民生的关系讨论中，衍生出深刻的文化批判功能。与之相应，“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其所生活的家庭、家族以及邦国共同体的认同、维护，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热爱共同体，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其核心也是责任意识。
在周初统治者“敬德”“保民”的道德意识中，已经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也成为统治者家国情怀的重要内容。“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即是君王家国情怀的集中表达。伴随着古代文明的演进，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一起，成为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核心思想，并通过教化系统影响普通民众。《孝经》《大学》等经典中建构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是对传统家国情怀的凝练表达。《颜氏家训》《曾文正公家训》等传世家训中，均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从立志、养德、行为等层面进行引导，表达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诉求；而在百姓中广为流布的村规、民约，也把培育人们勤奋豁达的德性、持守道义的原则、居安思危的态度、和睦邻里的作风视为核心内容。这种家国情怀在传统社会中，满足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礼制的维护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忧患意识奠定家国情怀的人文底蕴。第一，忧患意识是人努力把握自身命运、维系生活共同体的自觉，在中国文化的生命初期就奠定了重视主体性的品质，蕴含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是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动力。第二，忧患意识把个人与群体、历史与当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最为真实的生活态度，使人在家庭生活、当下实践中获得超越意义。第三，忧患意识深刻影响了中国作为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
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是从“个人”“家”“国”关系的讨论中开启的，是从民族、国家前途的忧患中产生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由此可见龚自珍思想对近代思想发展的影响。龚自珍作为传统士人中的先觉者，面对清王朝在内政外交、民生官制的全面衰败，积极思考解救时弊的方案。他以“尊我”倡言个性解放，力主将个人从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以“尊任”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并强调通过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来挽救当时的危局。龚自珍对个性解放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是传统士人忧患意识的鲜明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高呼“自强”“求富”，主张学习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都是在复活经邦济世的士人精神以求民族自救；甲午战争之后，士人们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理念中，提出制度革新的要求，清政府被迫在军事、教育、工业政策等方面做出调整。随着新的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官吏、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扩大，人们有了大量关于富强、进化、民主、自由等话题的思考，与传统基于道德而言的忧患意识相较，增加了对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向往，具有更加鲜明的近代特征。
二
忧患意识的近代转变，对家国情怀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产生了一系列反侵略的自卫本能，如三元里抗英运动、义和团运动等等；进而，知识精英们把对外御辱与对内改革结合在一起，发展为对民族前途的理性思考，如“公车上书”、新文化运动等等。另一方面，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性观念也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刺激和民族情感的自发作用下，愈发顽固，逐渐沦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变与不变”之争始终存在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往往不够彻底。尽管如此，忧患意识整体上推动了家国情怀的近代转型，这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传统家国情怀从“天人合一”直觉式的初级共同意识，逐渐转变为以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理性共同体意识，在传统的情感认同中加入了对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真诚向往。
忧患意识促使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兴起。在内忧外患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国家理论成为人们从理论探讨与救亡实践来更新传统的家国情怀的资源，并使之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主线。民族危机→民族救亡→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家国情怀演变的逻辑线索，而忧患意识则始终贯穿其中。西方主流的国家理论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论，强调国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具有自然权利、自立自足的个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任务即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国家”则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抗外来侵略的组织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历史文化在共同体凝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们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国家观念，以土地、人民、法制、主权作为“国家”的基本要素，提出了近代“国家”观念，号召通过启民智、新民德、兴民权，把个人、家庭的命运与国家、国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中的一次自救。这也是中国近代国家的开端，中国人以此为争取独立的主体，进而在国际秩序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忧患意识引领家国情怀中的批判意识与建设思路的聚合。中国传统观念固守小农生产方式，忽视技术创新，拒斥社会变革，在近代以来成为中国走向工业文明的阻碍因素。处在追赶型现代化的中国人，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关系时会产生独特的矛盾与焦虑。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来批判家族制度对个性解放、个体发展的束缚，通过批判传统来实现价值重构。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在探讨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贞元六书”中强调，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传统家庭解体，社会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单位，人们爱国的方式即从忠君转变为尽己之力为社会作贡献，应建设新型伦理义务模式。用人类文化的全部成果丰富自己，使中国社会成为充分发展、有着完整意义的现代文明，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家国情怀的理性表达。
通过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近代互构，两者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稳定时期，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共同发挥着稳定社会秩序、支持国家社会建设的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激发起个体以身报国的态度和担当，释放出巨大的凝聚力，鼓舞全体民众共赴国难。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社会阶层多级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今天，社会公平、资本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对家国情怀、国家认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需要以更加深沉的忧患意识、清晰的责任意识与远见来凝聚共识，为国家进步、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