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言之，身必行之”是墨子用来劝诫告子的话，大体意思是：嘴上说出的，行动上也必须付诸实践。墨子的这句话看似浅显，却对修身养德、为人处世、国家治理等都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需要我们研精覃思、笃行致远。
从字面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首先包含有“言行一致”的内涵，是人们修养身心的重要遵循。中国人历来赞赏表里如一、言能践行等品质，这一点在我国的许多文化经典中多有提及。《中庸》指出：“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这是说君子说话做事应该笃行实践、言行合一。《论衡》指出：“言行相应，则谓之贤。”这则是开门见山地说明言行一致的重要意义。更有甚者，唐代诗人吴叔达以“言行相顾”为题创作诗歌，警示后人“立志言为本，修身行乃先”。另外，儒墨两家学派对“言行一致”都推崇备至，孔子提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认为言行一致是君子必备的道德操守。而墨子则认为“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极力反对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行为。先贤圣人的谆谆教诲今犹在耳，需要我们努力践行。
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上来看，“口言之，身必行之”还能折射出一个“信”字，“信”即重诺守信。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诚信是立身做人之本，强调“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因此，王公贵族讲究金口玉言、一言九鼎，侠义之士崇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贩夫走卒也讲求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不少鸿儒学士留下了金玉良言来告诫世人“一言许人，千金不易”。
《周易》的“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把笃实守信与顺乎正道放在同一位置指出了“信”的重要性。《淮南子》的“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以选马喻用人，指出选贤举能应把“信”摆在首位。朱熹的“信犹五行之土，无定位，无成名，而水金木无不待是以生者”，以土在五行中的根本性作用比喻“信”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此外，商鞅“立木取信”、季布“一诺千金”、韩信“一饭之恩”、尾生“柱下期信”等故事，无不在告诉我们言而有信的可贵。
“口言之，身必行之”的关键还在一个“行”字，即躬身实践、身体力行。正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无论是人的学问、经验还是成就，都是人类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正因有了“临池学书，池水尽墨”的实践，王羲之才能写出笔走龙蛇的《兰亭集序》；正因有了“亲尝百草”的实践，李时珍才能编撰出医学宝典《本草纲目》；也正因有了“独坐南窗著聊斋”的实践，蒲松龄才能成就“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聊斋志异》。因此，历史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脚踏实地之人。再来看看现在，我们党把是否能躬身实践列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内容，更加“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我们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事实上，“口言之，身必行之”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不只适用于个人，对国家发展也有借鉴意义。从这一点上看，荀子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荀子根据执政者言行是否一致，把他们分为“国宝”“国器”“国用”等层次，“国宝”指的是言行一致，必然利国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