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起，王瑞来教授便以整理《宋宰辅编年录》和关于宋代皇权与相权问题研究的新见解蜚声学坛。其治学特点，是从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订入手，继而着眼深层次历史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近十余年来，他着力探索中国唐宋以来历史的发展规律，力倡“宋元变革论”，引起学界关注和热议。其扎实的学风，将文献整理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治学风格，为他带来了丰硕的创新成果。“王瑞来学术文丛”是王瑞来30多年来学术研究的集萃，从整体上展现出他的治史理路，即从唐宋史籍版本校勘、文献研究、人物考论等入手，在掌握历史文献、把握唐宋元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
在这套洋洋五大卷的文丛中，《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尤其堪称杰构。此卷建立在另外四卷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又具有宏观视野和理论深度，是王瑞来关于中国唐宋元时期历史深入思考的结晶。该卷之考察立足于宋代，分别讨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下皇权与相权的内涵与关系、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皇权走向，以及以科举和宗族为重要特征的区域社会问题。其研究先是从政治史角度讨论唐宋变革问题，继而把目光投向社会，以士人命运为切入点，观察士人流向，考察知识精英参与地域社会之活动，关注社会转型，寻觅中国历史由宋入元，经历明清，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历程。其中对宋元变革问题之申论与解析，以及从中得出的观点，是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议题。
作者提出“宋元变革论”，丝毫没有标新立异之意，也不是否定“唐宋变革论”。他认为，近世中国社会深刻演变，并非止步于中唐至北宋。唐宋变革论的指向是：“中唐藩镇兴起，贵族制崩溃，五代重塑中央集权。至宋，在军事上的种种施策，保证了强大的皇权。”自宋太宗起，大兴科举取士，通过科举考试，从儒士中选拔官僚队伍，致使士大夫势力上升，开始制约皇权，于是，与中唐以后武将分裂统一国家势力完全不同的政治生态出现了。儒士出身的士大夫官僚阶层，以忠君忠社稷一统天下为己任，从而，由军事实力支撑的皇权便成为强有力的士大夫政治基础。北宋士大夫政治的形成，是唐宋变革论的归结点。
然而，作者过人的史识，使他注意到，宋代士大夫政治，因“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就了宋元变革”。到南宋，淮河以南赵宋王朝半壁江山的版图严重缩小，在北宋后期已出现的“员多阙少”现象日益突出，士大夫通过科举入仕的道路愈显艰难。千千万万士人，先已被挡在登科大门之外，而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有幸“登龙门”的进士中的大多数，又陷入“四等七阶”选调的苦海。所谓“四等”是指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七阶”是指承直郎、儒林郎、文林郎、从事郎、从政郎、修职郎、迪功郎，都是最低阶层的官僚，仕途得不到保障。作者以士人命运为切入点，观察士人流向，关注社会转型，由表及里，探寻中国历史由宋入元，经历明清，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历程，由此总结出宋元变革论。作为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例证的《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一文，从制度层面深刻揭示了南宋士大夫政治生态的变化：“寒士改官视为再第。”残酷的现实，逼使士人不再一涌而上都去走科举“独木桥”，而南宋社会经济繁荣，给士人择业带来了更多机会。作者指出，自南宋开始，士人从专一追求入仕转变为流向多元化。“不走仕途走他途，他途同样充满魅力。”江南商业市镇发展最初的高潮出现在南宋。这就为多数下沉士人流向地方，提供了广阔的机会。“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社会流动由纵向更多地趋于横向。下层士人和官僚无法进入主流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漫长溢出的支流淹没了主流，社会发生转型。”作者引用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的观点，社会转型，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士大夫身份由国家政治精英演变为地方精英。不过，作者认为，政治精英演变为地方精英不是发生在北宋，而是在南宋。
继而，作者进一步论述了宋元变革的完成，是在元朝。元朝停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旧有的士人向上流动的通路。彻底绝望的士人只能一心一意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以知识优势为吏和从事地方教育，是元朝士人的最多选择。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提高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引领了社会转型。在理清了宋元变革的历史脉络后，作者进一步指出：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变革。
“宋元变革论”，具有雄辩的实证基础，令人信服。这不是一时即兴之言，而是作者30余年治史的思考，是对宋代政治文化深入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这项研究成果的贡献，是将学界对近世中国的审视，不再停留于“唐宋变革论”，而是进一步向下引向宋元至明清的社会转型，在中国史研究之域，具有引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