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以山西为最多,山西又以太原为最多,山右诗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言而喻。十几年前的辛巳人日,笔者与太原几位诗友雅聚时有小诗一首:“偕朋重上酒家楼,说到骚坛感慨稠。此问风流消歇里,诗人谁为守并州?”那是感于当时太原诗词界较为沉寂、难如人意,而希望有身为诗人或真心喜欢诗的人任市主要领导,于传统文化和诗词有所重视,使当地诗词文化事业得较好发展。当然,这是对太原的苛求。不要说太原,便是许多所谓文化名城,也都难有诗人主政。因为较多接受传统文化而能诗的官员已极少,各地主要领导则更少。
诗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历来对文化影响极大。中国自古多有诗人守郡州者,最可称道的是苏州。“苏州刺史例能诗”,是唐代刘禹锡酬赠苏州刺史白居易诗中之句。后来刘禹锡也出任苏州刺史,白居易《送刘郎中赴任苏州》诗云:“何似姑苏诗太守,吟诗相继有三人。”三人者,自己与刘禹锡,还有曾任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的韦应物。这样三位大诗人先后任苏州刺史,对苏州文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宋代诗人林光朝《代陈季若上张帅》云:“传说姑苏新乐府,只缘太守例能诗。”杭州,同样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城市。苏东坡《诉衷情》云:“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杭州历史上也多有诗人主政,更有白居易、苏东坡这样的诗人任太守,不但使当地文化兴盛一时,而且影响久远,惠及于今。苏州、杭州文化优于他处,虽说有多种原因,“太守例能诗”无疑为重要原因。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为嘉州刺史,人称岑嘉州。苏东坡送张某守嘉州诗云:“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词人魏了翁也说“曾向君王说,臣愿守嘉州”。自然皆因山水和诗文化之故。
当代亦有其例。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主要领导多为诗人和好诗者,所以传统诗词最先从广东复兴,并且几十年来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广州的诗词文化发展更是明显优于北京、上海。四川省诗词复兴和发展状况也曾令人瞩目,显然得益于前些年主要领导不乏诗人。就州郡而言,偏远经济较为落后的雷州半岛,却是全国非省会城市中最早成立诗社的地方,近年来诗词活动非常活跃,与有诗人为常务副市长不无关系,可谓“诗人曾为守雷州”。
有古代之例又有当代之例的,是四川达州。
达州,即唐代的通州,大诗人元稹曾贬为通州司马。“司马人间冗长官”,官闲无事,正好作诗。一代大诗人从京城来到偏远的通州,在通州作了许多好诗,著名的《连昌宫词》便写于此,对通州当时以及后世诗风和文化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达州城北凤凰山上,建有元稹纪念馆。别的且不论,只从唐代流传至今的“元九登高”古俗,即可看到元稹对当地文化的巨大影响。每年正月初九,数十万人风雨无阻,倾城出游,登高望远。据当地流传的说法,元稹正月初九离任,全城父老登上城北凤凰山遥望送别。我无端觉得,此亦可能因元稹又称“元九”之故。元稹排行第九,世称元九,白居易有《与元九书》,为著名诗论文字。如今的达州,诗风很盛。戛云亭诗社社员众多,其中不乏优秀诗人。既是元稹流风所及,也与先后有诗人任副书记、市人大主任、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有关。他们酷爱诗词,时有所作,对当地诗词发展多有影响和促进。所以有诗人游达州后感叹自己所在地市没有这样爱诗的官员。
古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个地方长官的爱好,尤其是文化方面的高雅爱好,对当地风气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比如,一个爱好戏剧的市长,对戏剧难免多些关注,戏剧的状况相对会好些。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诗于官员自身来说,也相当重要,不单单是个人爱好问题,而是一个领导人素质、品质等等的表现。如果某官员擅长跳舞,只能说明他有此才艺,而若为诗人,则大不同了,关乎其才情与修养。所以古来有“诗人气质”之说,更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名言。可惜今之官员已多不解此。
毋庸讳言,如今的各级官员,不但为诗人和真爱诗者已如凤毛麟角,便是连附庸风雅者也不多。许多官员的特长,竟是抽烟喝酒,除助长公款吃喝歪风外,别无他用。多年以来,我形成这样一个看法,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体的判断:真心喜爱诗词的官员,一般能有传统操守和读书人品质,不会是贪官。清代名臣廉吏徐继畬便曾说过“诗人多循吏”的话。因此可以说,如果大多数官员能爱诗,不但于文化事业大有益处,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官场腐败。
所以,喜见诗人守郡州,更希望太守例能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