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子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理固宜然；假如一个男人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则难逃皮里阳秋微词的嫌疑。
男性作家的诗歌被称为“女郎诗”，多是就诗歌风格而言的。中国古代对于文学风格早有体认，如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刘勰认为“气有刚柔”，乃“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明代张綖认为宋代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清代姚鼐认为文章风格有“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区别。所谓“女郎诗”，大致类似于婉约和阴柔风格的诗歌。
一般说来，先有文学作品，然后才有对文学作品风格的归纳。宋代文人秦观性格柔弱，诗词风格婉约感伤，呈现了一个独特的审美世界。但是这一审美风格不被金人元好问看好，他曾说：“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元好问以秦观《春日》一诗中的两句与韩愈诗歌进行对比，把秦观的诗歌概括为“女郎诗”。需要指出的是，元好问的价值取向渊源有自，他在《拟栩先生王中立传》一文中说：“余尝从先生学，问学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观《春雨（日）》诗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较之，则《春雨（日）》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 何至做妇人？”王中立称秦观诗作“妇人语”，他的学生元好问则称之为“女郎诗”。
无论在元好问之前还是之后，一个男人的诗歌一旦和“女郎诗”沾边，都具有明显的贬抑色彩。如梁代钟嵘认为张华“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南宋敖陶孙也认为“秦少游如时女游春，终伤婉弱。”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论张籍、王建的诗歌时也说：“款情熟语，其儿女子之所为乎？”综观这些言论，不难体会到评论者的不满之情。
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不乏规避“女郎诗”的努力。赵与时在《退宾录》中说：“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晏几道（字叔原）努力为父亲晏殊辨白，就是怕其父被人误读为“作妇人语”。相反，当作家的诗词被认为脱离了女郎脂粉气时，作家总会乐于接受。南宋俞文豹《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可见豁达如苏轼者，也乐意他人对自己豪放风格的认同和称赞。
对元好问“女郎诗”之说最早进行反驳的，当数明人瞿佑。他说：“遗山固为此论，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于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他以杜甫也有风格清丽的作品来证明秦观“女郎诗”存在的合理性。承瞿佑流风余韵，清代反对元好问“女郎诗”之说者大有人在。袁枚认为元好问讥评秦少游大谬不然，“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薛雪说：“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亦堪师。”王敬之说：“异代雌黄借退之，偏拈芍药女郎诗。诗心花样殊今古，前有香奁知不知？”于源《镫窗琐话》引朱梦之的诗说：“淮海风流句亦仙，遗山创论我嫌偏。铜琶铁绰关西汉，不及红牙唱酒边。”
秦观的诗词，确实具有婉约、柔媚的风致，但这不是否定其诗词的理由。艺术园地应该百花齐放，而不能独一枝独秀；文学风格本应该多样化，而不能独沽一味。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文艺的繁荣。其实，只要作品写得好，纵使为“女郎诗”，也无伤大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