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闲话”侬讲得来口伐？
上海的白领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杭州人和一个南京人都在沪呆了十年，认为自己的上海话说得蛮好了。一日，有个上海人要考考他们：“人行道，上海话怎么讲？”两人面面相觑，小心翼翼地试探道：“是勿是叫‘拧（ning）因（yin）道（dao）’？”
人行道称“上街沿”，不要说来沪的外地同胞不知道，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也大多“勿晓得”。其它诸如“水门汀、司必灵、司的克、瘪塘、挖塞、吼斯、老举失匹、墨沌彻黑、造造反反……”能知晓含义并准确运用的小青年恐怕也寥寥无几。
俚语灵动的上海话
作为一种博采众长的吴方言，在本地话的基础上，上海话糅合了苏州话的甜糯、宁波话的铿锵、扬州话的朴实、山东话的豪爽，还融会了广东话和英文。我总觉得，灵动俚俗的上海话很适合谈生意还价钿、议长短叹苦经、摆飙劲发嗲劲，却不大适宜在正式场合高谈阔论、传道解惑。甜蜜的谈情说爱，若是用了上海话，也会叫人“汗毛凛凛”。
与北京的“中产阶层”不同，上海的读书人和白领都很乐意学习使用“白相话”。白相话原本产生于较低的社会层次，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克腊、码头、垃三、扎台型、叉模子、坍招势”；八九十年代流行的“刮三、差头、上路、浪头、大兴、搞定、嘈”。
白相话的优势是形象生动、简洁明了，本来要用好几句话才说得清楚，一个词就搞定了，比如——通路子、烧香、打闷包、敲奖金、斩一刀、地方粮票……
前些时，媒体上有过一场要不要“保护上海话”的论战，正方反方都言之凿凿。窃以为，方言是一种活的化石，它的存亡取决于生存语境。当今，从小就生活在普通话语境里的一代人已经长大，在四十岁左右的上海人听来，他们的上海话已经走样。
跟前些年相比，上海话已经“吃香仔交关”了。沪上有了专门教授沪语的补习班，生意不错。有的学员为了方便做生意，有的是要“讨个上海小姑娘做太太”。有个女友在日本生活多年，回沪后，收了几个日本人学生教汉语，其中一个还要求她教上海话。女友说，那日本人学上海话时，腔调实在太古怪，令她忍俊不禁，笑得“七歪八牵”。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的方言，上海话本来就是一种博采众长的改良方言。时下，除了专门研究方言的学者和七老八十的“老克勒”，还有几个上海人知道“场化”、“几化”是“啥末事”？
我建议，有远见的影视公司可以投资一些讲正宗上海闲话、充分口语化的影视作品，“讲勿定”，还好卖个“老价钿”。
上海人善于自创语言
当操一口上海话的《走过冬天的女人》登台亮相，听那些下岗女工用上海话诉说她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十分亲切、十分自然。一集一集看下来，既过瘾，又隐隐地有些遗憾。也许，身为上海人，对沪语太熟稔了，稍稍生硬些的词语马上就能觉察出来。
20多年前，第一部说上海话的电视剧《孽债》在沪上轰动一时。后来的《上海人在东京》也说过一点点上海话。或者，影视剧采用沪语说台词的历史还太短，次数也太少。那里面的上海话，总令人感到隔膜，很多俚语和流行口语都被过滤掉了。缺了它们，就缺了上海话的神韵，难得讲讲上海话，“做啥介豁勿开”？
沪语不像北京话，是官话的蓝本；也不像粤语，有我国香港、澳门及诸多海外华人撑腰。说上海话的电视剧即使登上了荧屏，要走向全国，还得重新配普通话。文学史上，在作品中引用方言俚语的名作家不少，远有老舍，近有王朔。而用沪语写作，“侬倒试试看”？且不说很多词语不能形诸笔墨，即使“吃吃力力”写下来了，也只有上海同胞能领会。清末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人物对白皆用吴语，那其实是苏州话，此书“惟吴中人读之、颇合情景，他省人不尽解之”。为此，张爱玲辛辛苦苦把它翻译成了官话。
自开埠一百多年以来，上海话博采众长、吐故纳新，融会了南腔北调，从纯粹的本地话演变成今天的模样，词汇日益丰富，节奏更加明快。“阿拉”本是宁波话，“交关”原是广东腔。舶来品“XO”、“VCD”，自创词“敲定”、“空嫂”等等，上海人说来都自自然然、毫不别扭。
上海人的襟怀是开阔的，上海人的语言才能是一流的。生动活泼、干脆爽利的上海话，本来只能活在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嘴边，如今能走进影视，当是她的荣幸。若干年后，上海人的后代研究吴文化考证沪方言，也能有案可稽。
上海话彰显契约精神
每当听见外地的同学、同事“硬腔腔”地说沪语，总是忍不住要笑，总是油然地生起一股优越感。
某天听一出言情的沪剧，男女主角正在诉说衷肠，那些用上海本地话讲出来的甜言蜜语，无端地使我的脊背凉飕飕的，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才发现，上海话也有很多不足。
不知道众多的上海姐妹是怎样谈情说爱的，只记得十几年前的男朋友，一个正宗的上海小伙子，憋了好大一会儿，憋得满脸通红，才用普通话说了一句“我爱你”。老公向我求婚时，也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句“嫁拨我”。如果你是一个热恋中的女孩，如果你们一直说上海话，大概很难听到长篇大论的甜言蜜语。也许上海的女孩更注重的是小伙子的实际行动。
不是么，听惯了影视剧中打着旧上海烙印的“栀子花——白兰花——”、“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之类，我们心目中的上海话，就是口头的、市井的、俚俗的语言。她实在很适合跑街先生撮合生意、弄堂口的吵架相骂、小菜场的讨价还价；也适宜麻将桌上的碰糊出冲、茶馆店里的谈天说地，舞厅酒楼的打情骂俏；而白流苏和范柳原虚与委蛇、杨乃武跟小白菜哭诉冤情，甚至，小姑娘发嗲，也只有用上海话才生动。然而，倘若用上海话海誓山盟、宣读法律条款、讲解课文内容，要么不够庄严，要么缺少情调。
虽然上海开埠只有一百多年，但它继广州之后，得商业风气之先，聚天南地北之人，行南腔北调之语，形成了今天节奏明快、言简意赅的上海话。与广东人福建人一样，上海人也是最先具有契约意识的中国人。诞生于商业文化的上海话，形成初始就不是用来演爱情剧的，上海话的“俗”，或许正是它的长处。至于表达柔情蜜意的时候不方便，我们尽可以借用普通话。
上海话曾是年轻人的时髦
想当初，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海话也随之飞到了白山黑水，飞到了云之南、天之涯、海之角。那时候，上海话和上海知青的时髦发式、时新玩意联在一起，和他们分给老乡的精致糖果联在一起，成了神秘上海的一扇窗户、一个标记。
那时候，谁的上海话里夹杂了一点点郊区口音或是外地口音，一些上海人马上就能听出此人老祖宗的籍贯。某次，一个大龄女青年的相亲又以告吹终结，介绍人问何故，答曰：“那男的有乡下口音”。
有一阵子，上海话的耀眼光环被南来的广东话抢走了。一时间，会讲广东话成了应聘成功的重要条件。再不济，来两句香港腔的“国语”也是好的。记得有个到东莞做生意的女同学，就曾在电话里问我：“垒（你）现在在忙什摸（么）？”我分明记得，她是湖北人。
10多年前，我甚至从报上读到这样一种说法——会讲上海话也算一项技能。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上海话总算苦尽甘来，“收复失地”了。然而，我们就惊愕地发现，从上海的儿童和青年人嘴里吐出来的“上海话”，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们把“调一调”讲成“换一换”，把“微（v）波炉”说成“微（wei）波炉”，把“太阳”读成“叹阳”，把“一个钟头”说成“一个小时”……我的女儿，还经常用“上海话”对我说：“刚才吾……”
在提倡说普通话的今天，我们的方言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失落她的特色，开始“普通话化”。我们的孩子，已经与上海话日益疏离。我的女儿，不会说“搞七念三”、不懂“墨沌彻黑”是什么意思。
也许，正因为在成长期青春期遭遇了经济和文化的长期禁锢，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上海人才能把上海话说得如此纯正。而年轻一代从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就受到“要讲普通话”的谆谆教诲。那些唯恐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很少在家里跟孩子说上海话，而是带着乡音说着不分平舌音和翘舌音的“普通话”。
期待着上海话的嬗变
激烈的竞争使得年轻人必须精神百倍地跟外地人讲普通话，跟外国人说英语；激烈的竞争更逼得我们的孩子成天埋在题目堆里，哪里还有闲暇讲上海话？方言是需要语境的，一旦失去生存的环境，这种方言的前景就不大美妙了。不敢想象，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将会说出什么样的“上海普通话”和“普通上海话”？
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而言，上海话就是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道令上海人自豪过骄傲过的风景线，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也许，和她当初的兴盛一样，上海话今天的嬗变，只是这个国际大都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程中的一颗流星、一片浪花。
